巴别尔其人 ◎〔俄〕康·格·帕乌斯托夫斯基

我们相信第一印象。我们通常认为，它是准确无误的。我们确信，关于一个人的看法无论改变多少次，我们迟早都会返回到第一印象。

人们对第一印象的信赖，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对自己的洞察力有十分的把握。在自己的生活中，我经常检验这种“第一印象”，然而结果却非常不稳定。

第一印象常常给我们提出一些狡猾的谜语。

我和巴别尔就是在某种谜一般夹杂着我的惊讶之情的场景之中第一次相见的。那是一九二五年，在敖德萨近郊，在中喷泉的别墅区。

从敖德萨往西，朝着开阔的大海方向，绵延着好几公里长的老别墅和花园区。这片地方都以喷泉命名（小喷泉、中喷泉和大喷泉），虽然那里什么喷泉都没有。是的，好像从来就没有过。

喷泉区的别墅名称当然也很“豪华”，按敖德萨的叫法为“维拉”。瓦里图赫维拉，岗察留克维拉，沙伊·克拉波特尼茨基维拉。整个喷泉区被分隔成一个个小站（按照有轨电车的站数）——从第一站一直到第十六站。

喷泉区的电车站相互之间没什么区别（花园，别墅，探向大海的陡坡，染料木树丛，破损的篱笆，然后还是花园），除了不同的气味和不同的空气浓度。

在第一站，有轨电车的车窗中飘进久置的滨藜和西红柿茎叶的干枯味道。这是因为，第一站位于城郊，在城市的菜园子和荒地的边上。在那里，在落满尘土的草丛下面，就像上万枚玩具般的小太阳，无数的碎玻璃片闪耀着光芒。被打碎的啤酒瓶闪耀着绿宝石般尤为美丽的亮光。

每走过一公里，有轨电车就离城郊越来越远，离大海越来越近，直到第九站，那里浪涛拍岸的新鲜声响已经能清晰地传到耳畔。

很快，这隆隆响声，这海浪冲刷，然后又被阳光晒干的岩石的味道，又远远地在周遭飘散开来，与之伴随的是一股烤鲭鱼的香甜烟雾。人们在铁板上煎鱼。这些铁板是喷泉区的居民从废弃的别墅和看守房的屋顶上揭下来的。

而第十六站过后，空气一下子变了——原来有些令人疲惫的苍白空气，现在变成了悠远的淡蓝色。这种蓝色不知疲惫地把翻腾的浪花从阿纳托利亚海岸追赶到大喷泉的沙滩上来。

在第九站，我租了一间别墅过夏。旁边，穿过马路，就住着巴别尔和他的妻子——一头棕红色头发的漂亮的叶甫盖尼娅·鲍利索夫娜，还有他的妹妹玛丽。大家都温情地叫她“小玛丽”。

就像敖德萨人常说的那样，小玛丽“不可思议”地酷似自己的哥哥，并且毫无怨言地执行他的吩咐。而巴别尔的吩咐很多，而且名目繁多——从用打字机誊写他的手稿，直到与那些纠缠不休的男女崇拜者们做斗争。还是在那时，这些崇拜者们就成群结队地从城里赶来“看看巴别尔”，这使巴别尔感到不安，感到光火。

巴别尔刚从骑兵军回来，在那里，他用柳托夫的名字作为普通一兵服役。巴别尔的小说那时已发表在多种报刊上——如高尔基的《编年史》、《列夫》、《红色处女地》和敖德萨的几家报纸。追随着巴别尔，敖德萨的文学青年们蜂拥而至。他们与那些女崇拜者们同样使他感到恼火。

荣誉与他齐头并进。在我们眼中，他已经成为了一把文学标尺，而且，还是一个不容置疑、充满嘲讽的智者。

有时，巴别尔叫我去他家吃饭。大家合力把一口盛着稀粥的巨大铝锅抬到桌子上（“嗨哟，使劲儿！再使把劲儿！”）。巴别尔把这口锅叫做“牧首”，每次当它出现的时候，巴别尔的眼睛都会发出贪婪的光芒。

当他在沙滩上给我朗诵吉卜林的诗，或者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或是不知如何落进他手里的德国作家埃德施米德的小说《公爵夫人》时，他的眼睛也闪烁出这样的光芒。《公爵夫人》这部小说写的是中世纪的法国诗人弗朗索瓦·维永，他因为抢劫被判绞刑，小说还写了他对一个做修女的公爵夫人的悲剧式的爱。

除此之外，巴别尔还喜欢读兰波的长诗《醉舟》。他用法语动听地朗读这些诗歌，读得坚定、轻松，就好像把我沉浸在了它们奥妙的音节之中，沉浸在同样奥妙地奔涌着的形象和比喻的洪流之中。

“顺便说说，”有一天巴别尔谈道，“兰波不仅是一个诗人，还是一个冒险家。他在阿比西尼亚贩卖过象牙，是因为象皮病死的。他身上有些和吉卜林共同的东西。”

“是什么呢？”我问道。

巴别尔没有马上回答。他坐在热乎乎的沙滩上，往水里抛着光滑的鹅卵石。

那时，我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扔鹅卵石，看谁扔得远，还竖起耳朵听它们是怎样呼哨着落入水中，发出一个开香槟酒瓶塞儿的声音。

“在《讽刺》周刊，”巴别尔说起了与前面那些话毫不相干的事情，“一个非常有天分的讽刺诗人萨沙·乔尔内发表了自己的作品。”

“我知道。题目是《阿龙·法尔弗尔尼克抓住了和乞丐大学生爱泼施坦在一起的继承人女儿》。”

“不，不是那首！他有一些诗是非常忧郁、平白的。‘如果不是，可世上毕竟有过，有过贝多芬、海涅、普希金和格里格。’他的真名是格利克贝格。我想起他，是因为我们刚刚往海里扔了鹅卵石，而他在自己的一首诗里这样写道：‘还存在思想孤独的岛屿。／勇敢些，别怕在那岛上休息。／在那里，阴郁的礁石探向大海，／可以思考，也可把石子往水中扔去。’”

我看了看巴别尔。他忧郁地笑了笑。

“他是一个安静的犹太人。我在没开始写作之前，也曾经是那样。那时我并不明白，用安静和胆怯是干不成文学的。为了剔除自己作品中你最喜欢然而却多余的那些部分，需要强健有力的手指和绳索般粗壮的神经，有时还得不惜鲜血淋漓。这仿佛是自我折磨。我干吗闯进这苦役般的创作事业！我不明白！我可以像我父亲那样去操纵农用汽车、各种脱谷机和马克-科尔米卡簸谷机。您见过它们吗？很漂亮，散发着淡雅的油漆味道。也能听到，在它们的筛子上，干麦粒发出丝绸般的沙沙声。但是，我没有从事这些，却考进了精神神经病医学院，仅仅是因为我想生活在彼得格勒，想写出拙劣的小故事。创作！我有严重的哮喘病，甚至不能正常地大声说话。而作家是不应该小声嘀咕的，而要放开嗓门说话。马雅可夫斯基恐怕就从不小声嘀咕，而莱蒙托夫，则用自己的诗句给那些‘以卑鄙著称的先人们’的后代以痛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