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1997—1998）

记忆中，我曾出现在姐姐的订婚仪式上。可惜我既不是那个西装革履、跟周围的人谈笑风生的万人迷，也不是那个吸多了可卡因、一边踩着乔丹运动鞋跳查尔斯顿舞一边跟女学生调情的家伙。饮料柜旁那个不起眼的二十四岁男子，站在一堆陌生人中间手足无措的家伙才是我。我一边使劲把四分之一块柠檬的汁水挤到饮料里，一边想着童年时代的生日聚会和节庆。那时候，我是万众瞩目的焦点，有着使不完的劲儿。现在这一切都去哪儿了？我念了法律专业，却又半途而废；之后当了摄影师，也并没有什么建树。也该如此，我想。因为一直以来，自怨自艾的情绪不断在我心中滋长。

聚会上唯一一个跟我一样失魂落魄的人是丽兹的未婚夫罗伯特·施万。他是一位成功的爵士钢琴演奏家，但丽兹根本就不喜欢爵士乐。丽兹为什么会看上他，从头到尾都是一个谜。姐姐一向对英俊风趣的男人毫无抵抗力，总是贪婪地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对于这点我一直很钦佩。可她的未婚夫却瘦骨嶙峋，一头黑色鬈发，四十五六岁，长了一双保罗·奥斯特的眼睛，加上一副古怪的络腮胡，看上去有些无精打采。

“多无聊的一个家伙！”有个男人在我耳边说，“之前跟他聊了十分钟，真不知道她喜欢他哪点。”

哥哥带着他的女朋友走了过来。埃莱娜个头不高，黑发，身体 结实，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似乎能够洞察一切。她不好意思地跟我拥抱了一下，替我摘掉了粘在西装上的一根绒毛。

我也尴尬地跟马蒂打了个招呼。上一次见他是在阿姨的葬礼上，我们起了点争执，最后不欢而散。

“恭喜你，”我说，“莫罗博士。”

“还可以，是吧？我也没想到自己竟然会成为博士。”马蒂微微一笑，“虽然我其实一直有读博的想法。”

我们朝姐姐那边望去。她当时二十七岁，那天晚上穿着一件蓝色连衣裙，一头金发高高盘起，再加上一双高跟鞋，个头几乎可以藐视全场。丽兹似乎从宾客的目光中看到了自己的魅力，以为大家都爱上了她。她热情洋溢地发表演讲，又使劲亲了亲自己的未婚夫，接着就像一只蜜蜂一样，穿梭在宾客中间，四处播撒她的魅力。她不时开怀大笑，把大家的眼球都吸引了过去；毕竟无论姐姐做什么，都必须吸引眼球。她这副样子，仿佛有一个看不见的摄像师在一旁指挥。笑得再灿烂一点，很好，现在稍微噘一噘嘴，来个暧昧的小表情。她看人的样子像是有一盏聚光灯打在她身上，让人不由自主就会爱上她。连我也要沦陷了。

时光荏苒。小时候我常常在夜里溜进她的房间，她往往还在看书或者画漫画，任凭我钻进她的被窝。每次，我都惊讶于她的双脚竟如此暖和，甚至有些发烫。她常常跟我提起班上的男生，说这个有多么可爱，那个又是多么讨厌。我屏气凝神听着这些胡话，暗自为姐姐能毫无保留地告诉我一切而感到自豪。有时候，她自顾自地看书或者听音乐，我就静静地躺在她的床上。我很享受这一时刻。父母睡在走廊的尽头，马蒂的房间就在隔壁，一切都那么安稳舒适，我偎依在丽兹身旁，在她沙沙的翻书声中进入了梦乡……

接下来的记忆则被染上了一层阴暗的颜色。

四个月后，一阵不期而至的铃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当时我住在汉堡港口附近一座破旧的公寓楼里，几乎来不及多想，就匆忙坐上火车去柏林见丽兹。与之前不同的是，这次她家里安静得可怕，但安静从来不是姐姐的风格。微弱的晨光透过窗户射进过道，脏兮兮的餐具在厨房的水槽里堆成了小山。一把破吉他挡在门口，差点把我绊了一跤。

卧室里满是线香和呕吐物的气味。丽兹半睁着眼坐在地上，身旁围着一群人，显然是她的朋友，大多数我都不认识。她的未婚夫却不见踪影。

“她怎么了？”

我跪坐在丽兹身旁。她只穿了一条内裤和一件毛衣，眼眶周围是一圈青黑色。她似乎没认出我，嘴里兀自嘟哝着她脑袋里的放大镜和城市治理问题。

“她精神崩溃了，”我在订婚仪式上见过的丽兹的一个女伴对我说，“她半裸着站在街上，对行人骂骂咧咧。”

我撩开姐姐脸上湿漉漉的头发，问：“她吸了什么？”

“不知道，可卡因，摇头丸，一点镇静剂和迷幻药之类的。”

“她未婚夫在哪儿？”

“你还不知道？罗伯特早就跟她分手了。”

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过了一会儿，我给马蒂在维也纳的公司打了个电话。

“千万别把她送到医院去，”他一再说，“我派个熟悉的内科医生去找你，我也尽快赶过去。”

突然，丽兹好像清醒了过来。她朝我伸出手，像哄小孩一样对我说：“啊，我的小弟弟，你来干吗啊？”

接着，她冲着我一阵狂笑。笑声撕心裂肺，癫狂至极。她还一直盯着我看，却不是用从前那种大姐姐般亲近的眼神，而是用一种冰冷、戏谑、高高在上的眼神，许多男人曾被这种眼神折磨得疲惫不堪，大概只有罗伯特·施万能勉强忍受。她一个劲儿地狂笑，笑得我心里发麻。丽兹有了一双深渊般的黑色眼睛。那双眼睛的主人一直在坠落，坠落，坠落。

她喜欢这种坠落的感觉。

“你什么时候到？”我问马蒂。

“我坐下一班飞机。”他的语气很是着急，我在电话里听到了下楼和开门的声音。与往常一样，他又反复检查起了门把手，一共八下。“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听见了吗？”

就在这时，丽兹示意我靠近一些，好在我耳边说句悄悄话。她看上去有些激动，就像一个突然想起什么要紧的事的小孩。我凑过去，手里还拿着电话。一直等到我凑得很近了，她才小声嘀咕了一句：“它是我杀的。”

“什么？”我问。

“它死了，我杀了它。”她重复道。

一九九八年夏天，我们姐弟三人时隔多年后重返贝迪拉克。这是马蒂的主意，不久前，他叫人把奶奶留给我们的老屋装修了一番。他说他可以在法国工作一阵，埃莱娜过几天就会过去陪他。我们聊起这件事，就像聊起一段计划已久的旅行。但这场旅行真正的原因是我们担心丽兹的状况。自打那次堕胎和精神崩溃之后，她依旧没能完全恢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