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 蒂

“接你电话的那个女人在做什么！”我对着电话咆哮。克里斯迟疑地说了声“你好”，他的语气谨慎，但是莫名其妙地轻快。我走出客厅，看见杨柳坐在沙发上，肩头垫了一块碗巾，婴儿趴在上面打嗝儿，杨柳像我教她的那样有规律地、一下一下地轻轻拍打她的后背。在我看来，婴儿的脸被生硬地按在毛巾上，我怀疑她是否还能呼吸，她的身体倾斜着，看起来很没有安全感，也很不舒服。

“嘿，海蒂，”克里斯反常地说，他在尝试让我冷静，心平气和，“都还好吗？”

我猜想那个女人一定坐在他乏味的、像盒子一样的办公室里听我们谈话。我似乎看见克里斯看了一眼表，并朝卡西迪·克努森做了一个废话连篇的手势说明我在发飙——为什么她接你的电话？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去办公室和她一起加班？今天还有谁在？汤姆，还是亨利？——一发不可收拾。我感到血液涌上脖子，脸被憋成了深红色。我的耳朵火烧火燎的，开始头疼。我用两个手指捏住我的鼻腔，使劲地压。

我挂断电话，气哼哼地把它放回底座上。我在厨房里站了一会儿，大口大口地喘气，找出了所有不喜欢卡西迪·克努森的理由。她令人透不过气来，她聪明、狡猾、矫揉造作，好像她应该出现在某本时装杂志上，而不是整日盯着克里斯无聊的报表……

我最不喜欢她的理由是什么呢？相当简单，真的。我丈夫和她在一起的时间比和我长。他们一起飞往全国各地的繁华都市；在我和克里斯梦寐以求的高端昂贵的酒店过夜；在我们庆祝特殊日子如生日、纪念日等才去的高档餐厅吃饭；天天像过平常日子一样，可是绝非平常。

她接电话时刺耳的声音在我的脑子里回荡，过分活泼的语调：“嘿，海蒂，克里斯刚出去，他马上回来。让我告诉他给你回电话吗？”她问我，我说不，我要等。我就这样等着，盯着微波炉上的表，听着卡西迪·克努森一直在摆弄克里斯桌子上的东西。我听见咣的一声，猜出她碰倒了笔筒，铅笔和圆珠笔纷纷落到地上。四分钟之后，我丈夫回来接起了我的电话。

“哎呀。”她咯咯地笑着，像没皮没脸的中学生。

我主观臆断卡西迪·克努森当过啦啦队队长，是那些穿着紧身超短涤纶裙和半截衫的女孩中的一员。她故意在一个可能不太规矩的男科学老师面前把铅笔掉到地上，然后坐在椅子上、四肢伸展着去捡，接着再声称受到了冒犯。

我调整自己准备去面对杨柳和露比的空当里，听见卧室门吱的一声开了，佐伊从她的房间溜达进客厅。没有声音，接着是佐伊有点儿尖酸和拘谨的声音。

“你怕过吗？”她问。我躲在厨房里，琢磨她是什么意思。

“什么？”杨柳问，我想象着她从昨天下午开始一直穿着佐伊的衣服，现在上面沾着糖浆和睡觉时压出的褶。她坐在沙发边上，露比像醉汉一样打了一个嗝儿，两个女孩都笑了。

什么都没有，只是一点儿点气体就打破了僵局。

“我的意思是说在外面。”我猜佐伊一定用手指着飘窗，指向屋外城市中的骚乱：出租车在马路上穿梭，伴随着汽笛声和喇叭声；一个流浪汉在街角吹着萨克斯。

“有，我想有。”杨柳回答，她有些羞涩地承认，“我不喜欢打雷。”我再一次被这个女孩的真诚所打动，她坐在我的客厅里，抱着一个婴儿，坚硬的外壳保护着一个柔弱的身体，里面藏着所有珍贵和易碎的东西，她就是个孩子。一个对着鲜奶油和煎饼狼吞虎咽的女孩，一个被不关痛痒的雷鸣吓到的女孩。

我面对着这个活力四射的城市，当它终于在夜晚沉睡的时候，当太阳照在郊区的时候，当卢普区灯光闪烁的时候，它真的很美。但是离开这儿，在邻区、城区向北两三公里以外的地方，晚上却是一片漆黑。零星的路灯像黑布上的补丁。僵尸活动的时间到了，他们在公园里、在克拉克和富勒顿沿街停业的黑屋子里游荡。住在高档社区并没有让我们远离罪犯。早间新闻屡次提醒湖景区和林肯公园的犯罪率激增，比如前夜的入室抢劫案，比如越来越多的暴力犯罪。你随时可以听到女人在回家的路上遇袭，或者在公寓楼里购物袋被抢的案例。晚上的邻区异常黑暗，寂静在耳朵里回响，一定是个让人胆战心惊的地方。

我走进客厅，两个女孩的眼神都有些局促不安。佐伊跳起来说：“你要干什么？”好像我没有权力待在自己家里似的。她觉得被我发现主动和杨柳聊天，并且表现出对她的好奇，无论是什么都很尴尬。

“我有东西给你们看，”我说，“你们两个。”然后我走了。

一个小时后，药效上来，露比的烧退了。发烧的时候，露比喜怒无常、急躁不安，杨柳和我都没有办法让她安静下来。无论喂食、摇摆还是安抚奶嘴，都不能让她把张开的大嘴闭上。于是，我们按照克里斯说的把她放进温水里，这才有点儿作用，然后我们给她的屁股抹上润肤剂，再换上新尿片和新衣服。克里斯只买了一条可以配白色连体服的蓝裤子，所以我把卧室橱柜里那个装宝宝衣服的箱子——写着错误的标签“海蒂的书”——拉到客厅，和两个女孩一起从带荷叶边的背心连裤外衣、动物印花的紧身连衫裤、带蓬蓬裙的连体衣、纯棉的睡衣和特意为婴儿的小胖脚制作的绸缎芭蕾舞鞋中挑选。

“嘘，”我掀开靛蓝色的箱子盖时对佐伊说，“别告诉你爸爸。”我的余光看见杨柳伸手抚摸这些衣服，但又马上把手缩回去，好像怕碰碎什么或者弄脏衣服似的。我突然有了一双千里眼，看见家长的巴掌让杨柳胆怯地把手从她想要的东西上移开。她退缩了，她低垂着双眼，内心备受煎熬。“没事的。”我说。我翻出最贵的一件放在她手上，她就像从来没有摸过一样，手指顺着灯芯绒的纹理滑动，然后小心翼翼地提起来贴在脸上，蹭了蹭。这不过是一条前胸带花的栗色背带裤而已。

“这些是什么？”佐伊从箱子里拎出一件天鹅绒和塔夫绸的连衣裙，2T码，她张大了嘴巴，偷偷瞄了一眼价签上该死的数字。“94美元？”她贪婪地盯着那件没人穿过的90多厘米长、有一个巨大的蝴蝶结的深蓝色衣服问。箱子里的某个地方，还有一条和它配套的昂贵的连裤袜。

“十年前的，”我说，“或者更早。”回忆起那段时光，午休时我在卢普区的精品店里闲逛，这儿买一件连体服，那儿买一条紧身裤。如果克里斯问起信用卡账单上惊人的亏空，我就说是同事怀孕或者老同学要生孩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