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我为何写作（第3/3页）

尽管把事物表现为它们“可能和应该成为的样子”能够帮助人在现实生活中达到这个理想，这依然不是它最本质的价值。本质的价值是这样的描绘让人体验事物应该成为的样子。这个体验对人十分重要：这是他精神赖以生存的生命线。

由于人的野心是无穷的，由于人对价值观的追求贯穿他的一生——有着越高的价值观，就必须经历越多的考验——人需要一些时间，一个小时或者随便多久，来体会他的任务完成之后的感觉，体会在他的价值观所主导的世界中生活的感觉。这让他得以小憩片刻，为后面的路积累能量。艺术给他的体验让他能够清晰地看到他遥远的理想。

这样的体验并不因为人能够从中学到什么而重要，而是因为人确实能够获得这种体验。人获得的能量远非一个理论，或者一条“箴言”，而是一个重新唤起他生机的一种形而上学快感——他于是得以热爱他的存在。

某些人也许会选择更进一步，把这样的体验“转译”为他真实的生命轨迹；另一些人可能没有把这种体验变成现实，在往后的人生中一直背叛这个理想。无论是哪种情况，都是与作品本身无关的，因为作品本身是一个已经实现的、完整的、静止的存在——它是黑暗当中矗立的灯塔，光芒映照着：“这是可能的。”

无论是上述哪种结果，这种体验都不是一个路站，而是一个终点和目的。人们可以说：“我要是能做到这样就好了。”在现代社会中，这样的经历其实少之又少。

我读过很多小说，但是现在记忆中都只剩下了只言片语。但是雨果的小说，还有其他零星几部作品，再也没有别的书可以替代了。

艺术的这一方面很难用言语形容——因为它需要观众或者读者的水平——但是我相信你们当中很多人已经能够读懂我的意思。

在《源泉》中有一个与此相关的场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是场景中的双方，但是我主要是把自己当作艺术的消费者，而不是艺术的创造者，来写的这个场景；我写这个场景以表达我想要看到人类成就的迫切心态。我本以为这个场景的情感意义是非常个人的，甚至是非常主观的——我也没有期望任何人跟我产生共鸣。但是这个场景恰恰是《源泉》最受理解、最广泛地被读者引用的章节。

这是第四部分的开始，发生在霍华德·洛克和一个骑车的小孩之间。

小孩子认为“艺术创作应该是对自然的改造和升华，而不是退化。他不认为人应该被蔑视，而应该被爱、被崇拜。但是他对世界上的那些房子、台球室和海报等具有与生俱来的恐惧……他梦想创作音乐，但是他却无法将他想要的东西具体化……让我们明确人生的价值吧。让我们实现人生的价值吧。让我们看看音乐的力量吧……不要为了我的幸福和我的弟兄奋斗……一切都是你的……让我看到你能够驾驭这一切……让我看到你的成就……我看到这些，就会有动力创造自己的幸福。”

这就是艺术对于人生的意义。

我正希望你们从这个角度探讨自然主义——这种思想把人局限在贫民窟、台球厅和电影海报的境界，甚至比这些的境界都要低很多。

自然主义者认为，浪漫主义的以价值观为导向的人生观是十分“肤浅”的——而他们那种在垃圾堆里倒是蔓延得挺深的人生观却称得上“深奥”。

他们认为理性、目的和价值观都是小儿科——他们说，大智慧其实是愚昧的头脑、漫无目的、摒弃一切价值观的，然后在篱笆上涂鸦画各种骂人的脏话。

他们认为上山算不了什么——滚下山才是最伟大的成就。

他们认为追求真善美的人都是被恐惧驱使——这些人的存在就是被恐吓的产物——在化粪池里钓鱼的才是真的男子汉。

他们傲然宣称——人的精神就是一条下水道。

好吧，他们还知道这个啊。

这简直是对现实莫大的讽刺，因为很多人认为我是当今唯一一个认为自己的灵魂不是下水道、笔下人物的灵魂和人的灵魂也不是下水道的作家，但是我成了厌恶、诽谤和批评的靶子。

我写作的动机可以用一句可以放在我作品合集扉页上的话来总结：献给伟大的人类。

如果有人问我我把什么献给了伟大的人类，我会用霍华德·洛克的一句话来回答他。我一定会举起一本《阿特拉斯耸耸肩》，然后说：“这无须解释。”

1963年10—11月

[1]　极端的资本主义，反对政府对贸易的一切干涉，反对任何多余的税赋。而冷战中的美国，在罗斯福新政的背景下，恰恰采取了干涉主义，这让安·兰德十分担忧。——译者注

[2]　16世纪意大利雕塑家。——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