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律师认为这起凶杀案属于捍卫名誉的正当行为，而且觉得持这种观点问心无愧。审判结束时，孪生兄弟扬言，为了维护名誉，这种杀人的事可以再干一千次。作案几分钟后，他们到教堂自首，从那时候起就料想可以用这个说辞做辩护。兄弟俩被一群愤怒的阿拉伯人追赶着，气喘吁吁地闯进阿马尔多神父的住处，将两把光洁的屠刀撂在神父的桌上。杀人的暴行耗得他们筋疲力尽，衣服和胳膊已被汗水浸湿，沾满鲜血的脸上淌着热汗。不过，堂区神父却认为他们的自首是极有尊严的举动。

“我们是存心要杀他的，”佩德罗·维卡里奥说，“但是我们无罪。”

“或许在上帝面前无罪。”阿马尔多神父说。

“不管在上帝还是在世人面前，我们都无罪。”巴勃罗·维卡里奥说，“是为了名誉！”

更夸张的是，在重述案情时，他们将凶杀过程渲染得比实际情况更加凶残，甚至描绘说，普拉西达·利内罗家的大门上布满了刀痕，不得不动用公款去修补。在里奥阿查的监狱里，兄弟两人等候审判长达三年，因为他们无钱交纳保释金。狱中的老囚犯记得他们性情温和，为人友善，但从未见他们流露过一丁点儿悔意。不过根据种种事实推断，兄弟两人似乎并不想避开众人立刻杀死圣地亚哥·纳萨尔，而是千方百计让人出面阻止他们，只不过没有成功。

多年以后，维卡里奥兄弟告诉我，他们起初先是到玛利亚·亚历杭德里娜·塞万提斯的妓院找圣地亚哥·纳萨尔，两点钟之前他们还跟他一起待在那儿。这个情况，连同其他许多信息都没有写进预审报告里。实际上，兄弟两人说他们去找圣地亚哥·纳萨尔的时候，他已经离开，我们正一起哼唱着小夜曲在街上闲逛；总之，不能确定他们是否真的去过。“他们要是来了，绝不会离开这儿的。”玛利亚·亚历杭德里娜·塞万提斯告诉我。我太了解这个女人了，对她这句话深信不疑。事实上，维卡里奥兄弟是跑到克洛蒂尔德·阿门塔的牛奶店里去等人的，他们明知道所有人都可能出现在那里，唯独圣地亚哥·纳萨尔不会。“只有那儿开着门。”他们向法官解释道。“他迟早会露面的。”他们被释放后曾对我说。可是谁都知道，普拉西达·利内罗家的前门即便在大白天也永远是从里面闩上的，而圣地亚哥·纳萨尔腰里总挂着后门的钥匙。果然，维卡里奥兄弟在房子这头等了他一个多小时，他却从后门进了家；但出人意料的是，出门迎候主教时，圣地亚哥·纳萨尔却走了朝向广场的前门，这其中的缘故，让预审法官百思不得其解。

从未见过这样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从妹妹口中得知那个人的姓名后，维卡里奥兄弟便进了猪圈里存放屠宰器具的储藏室，挑出两把最好的刀：一把是剁肉砍刀，长十英寸，宽两英寸半；另一把是刮皮剔刀，长七英寸，宽一英寸半。他们用破布把刀裹起来，拿到肉市上去磨，那时肉市里只有几个摊位开了张。天色尚早顾客还不多，但有二十二个人声称听到了兄弟两人说的话，他们全都认为，这两个人是存心说话给别人听。肉贩福斯蒂诺·桑托斯是兄弟俩的朋友，看见他们三点二十分就进了肉市，当时他刚刚铺开卖猪下水的摊位。他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在礼拜一清晨早早跑来，还穿着婚礼上的深色礼服。他通常会在礼拜五见到兄弟俩，时间要晚一些，而且他们总系着屠户的皮围裙。“我当时想他们俩喝得太多了，”福斯蒂诺·桑托斯对我说，“不仅弄错了时辰，还弄错了日期。”他提醒他们，那天是礼拜一。

“谁不知道啊，傻瓜，”巴勃罗·维卡里奥答话时似乎心情不错，“我们只是来磨刀的。”

他们是在砂轮上磨的刀，就像往常那样，佩德罗握住两把刀在砂轮上翻转刀面，巴勃罗摇动砂轮转柄。一边磨着刀，他们还一边跟其他肉贩议论着婚礼的盛况。有人抱怨说，尽管是同行却没有吃到婚庆蛋糕，兄弟俩答应稍晚就送来。最后，他们让刀在砂轮上发出铿锵的乐声，巴勃罗将他的那把凑到灯前，锋利的刀尖闪着寒光。

“我们要杀了圣地亚哥·纳萨尔。”他说。

谁都知道兄弟俩是忠厚老实人，没有人把这句话当真。“我们想那准是醉话。”几个卖肉的人这么说。在这之后碰见兄弟俩的维多利亚·古斯曼和其他许多人也都这么讲。有一次，我忍不住问几位屠户，是不是屠宰卖肉的营生会掩盖某些人嗜杀的本质。他们反驳道：“我们宰牛的时候，都不敢看它的眼睛。”其中一位告诉我，他不敢吃自己宰的牲畜的肉。另一个人说，他不忍心下手杀掉他熟悉的母牛，特别是在喝过它的奶之后。我提醒他们，维卡里奥兄弟就屠宰自家养的猪，他们非常熟悉那些猪，还给它们起了名字。“那倒不假，”其中一个屠户回答说，“不过您该知道，他们给猪起的不是人的名字，而是花的名字。”只有福斯蒂诺·桑托斯隐约觉出巴勃罗·维卡里奥那句恐吓的话里夹带着真实的成分，他便开玩笑似的追问，为什么要杀圣地亚哥·纳萨尔，应该比他先死的有钱人多的是。

“圣地亚哥·纳萨尔自己明白。”佩德罗·维卡里奥回了他一句。

福斯蒂诺·桑托斯告诉我，他心存疑虑，于是把这件事报告给了一位警察。这位警察是过后不久来到肉市上的，他要买一磅猪肝为镇长预备早餐。根据预审报告记录，警察名叫莱安德罗·伯诺伊。凶杀案之后的第二年，他在节庆赛会上被一头公牛用犄角挑开颈动脉而致身亡。因此，我从没访谈过他。不过克洛蒂尔德·阿门塔证实，维卡里奥兄弟坐在她店里等圣地亚哥·纳萨尔的时候，这位警察是第一个踏进店门的人。

那时，克洛蒂尔德·阿门塔刚刚走进柜台替换了丈夫。这家店一直是这样的：清早卖牛奶，白天供应吃食，过了傍晚六点就变成一家酒馆。克洛蒂尔德·阿门塔凌晨三点半开门营业。而她丈夫，老实厚道的堂罗赫略·德拉弗洛尔，晚上照看酒馆直到打烊。不过那天婚礼散场之后，来了不少客人，过了三点钟也没能关门，他便先去睡了。克洛蒂尔德·阿门塔比平日起得早些，她想赶在主教到来之前做完手上的活儿。

维卡里奥兄弟是在四点十分进的店门。那个时间只卖些吃的东西，但克洛蒂尔德·阿门塔破例卖给他们一瓶甘蔗烧酒，不仅因为她对兄弟俩高看一眼，也是为了感谢收到他们的婚庆蛋糕。这对兄弟两大口就将整瓶酒喝干了，依旧面不改色。“他们已经喝得麻木了，”克洛蒂尔德·阿门塔告诉我，“就算喝下去的是灯油，也不能让他们血压升高。”之后，兄弟俩脱下呢子外套，小心地搭在椅背上，又要了一瓶酒。他们的衬衫上满是汗渍，胡子一整天没刮，看上去像是乡下人。第二瓶酒他们喝得慢些，一边坐在那儿喝，一边固执地盯着街对面普拉西达·利内罗的房子。那儿的窗户暗淡无光，阳台上最大的一扇窗连着圣地亚哥·纳萨尔的卧室。佩德罗·维卡里奥问克洛蒂尔德·阿门塔，那扇窗里亮过灯没有。她回答说没有，觉得这个问题很古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