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查验伤口不过是残忍的尸检程序的开始。由于狄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不在，卡门·阿马尔多神父只好代替他动手。“就好像在他死后，我们还要再杀他一次。”在卡拉菲尔隐居的老神父告诉我，“可那是镇长的命令，那个野蛮人下的命令，无论多么愚蠢也不得不执行。”这样的安排很不妥当。那个荒诞的礼拜一，阿庞特上校在一片混乱之中给省长发了紧急电报，省长授权他在预审法官到达之前安排初步的司法程序。镇长以前是部队指挥官，对司法毫无经验，但是向内行的人请教该从何下手，他又觉得有失颜面。头一件让他伤神的事就是验尸。克里斯托·贝多亚是医学院的学生，但他因为和圣地亚哥·纳萨尔交情深厚推辞了这桩差事。镇长想将尸体冷藏保存，等到狄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回来，但是找不到盛得下人的冰柜，肉市上唯一一台尺寸合适的又出了故障。尸体停放在厅堂中间一张狭窄的铁床上，暴露于众人的目光下，与此同时一口供有钱人用的棺材正在赶制中。卧室的电扇全搬了出来，还从邻居家借来几台。但是太多人急着跑来观看尸体，于是不得不移开家具，摘掉鸟笼，卸下栽种欧洲蕨的花盆，即便这样，厅堂里仍旧热得不堪忍受。另外，狗嗅到了死人的气味也纷纷躁动起来，搅得气氛更加惶惶不安。自从我走进屋里，狗便狂吠不止，那时候圣地亚哥·纳萨尔还伏在厨房地板上，没有咽气。我看见迪维娜·弗洛尔大声哭喊，挥着木棍想把狗赶跑。

“帮帮我，”她朝我嚷道，“这些狗要吃他的肠子。”

我们把狗锁进牲口棚里。普拉西达·利内罗后来吩咐人把它们弄到更远的地方，等遗体下葬再放回来。但到了晌午，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狗竟从那地方钻出来，疯狂地窜进屋里。只有这一次，普拉西达·利内罗发起火来。

“该死的狗！”她嚷道，“把它们全宰了！”

人们照她的吩咐立刻动手，房子里安静下来。直到那时，尸体还没有出现令人担心的状况，面容完好无损，仍旧保持着唱歌时的表情。克里斯托·贝多亚将内脏塞回原处，用亚麻布条将尸体包扎好。然而到了午后，伤口开始渗出糖浆色的液体，招来不少苍蝇。嘴边出现一块紫斑，像水中的云影一样缓缓扩散，一直蔓延到发根。那张向来温和的面孔透出一副险恶的表情，死者的母亲将一块手绢罩在他脸上。阿庞特上校明白不能再等了，他吩咐阿马尔多神父动手解剖。“总比过一个礼拜再把他刨出来要强。”他说。神父在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学过医学，念过外科，但是没有结业就转入了神学院，连镇长都知道，神父的尸检报告缺乏法律效力。即便如此，他依然要求神父照他说的做。

尸检简直是一场屠戮，在镇上的公立学校里进行，一位药剂师帮忙做笔录，还有一个放假在这儿的医学院一年级学生从旁协助。他们手头仅有几件做小手术的器械，其余全是手工工匠的家伙。不过，尽管尸体被破坏得非常严重，阿马尔多神父的验尸报告似乎仍是准确的，法官把它作为有效材料纳入了预审报告。

圣地亚哥·纳萨尔身上的众多刀痕里，有七处致命伤。从正面深深砍入的两刀几乎将肝脏削碎。胃部发现四处伤口，其中一处非常深，将胃完全刺穿，还扎破了胰脏。结肠被刺了六个小孔，小肠上也有多处创伤。背部只挨了一刀，落在第三节腰椎骨上，穿透了右肾。腹腔内有大量淤血。在烂泥般的胃内容物里，发现了一枚卡门教派的金质圣母纪念章，那是圣地亚哥·纳萨尔四岁时吞进肚里的。胸腔有两处被刺穿：一处在右侧第二根肋骨下，伤及肺部；另一处贴着左侧腋窝。此外，胳膊和手上还有六道轻伤，右侧大腿和腹部肌肉被横砍了两刀，右手掌上有一道很深的刺痕。报告上写着：“像是受难耶稣的伤痕。”他的大脑比正常的英国人重六十克，因此阿马尔多神父在报告中写道，圣地亚哥·纳萨尔聪慧过人，本该前途无量。但是他在文末的注释中补充说，死者肝脏肿大，是肝炎治疗不善所致。“换句话说，”神父告诉我，“无论如何他也活不了几年了。”狄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确实在圣地亚哥·纳萨尔十二岁那年为他治疗过肝炎，回想起那份验尸报告，医生很是愤慨。“只有神父才这么愚蠢，”他对我说，“永远也无法让阿马尔多明白，我们热带地区的人比西班牙加利西亚人的肝脏要大。”验尸报告总结说，死亡的原因是大出血，七处致命伤中的任何一处都足以造成这种结果。

尸体交还回来时完全变了模样。脑颅被环锯术锯碎了一半。死后依然令人心动的面容，眼下已经难以辨认。更糟糕的是，神父将破碎的肠子全部掏了出来，后来竟然不知该如何处理，只好对着它们气恼地祷告了一番，然后全部扔进了垃圾桶。最后几个在学校玻璃窗边围观的人也没了兴致，助手则昏厥过去。至于拉萨罗·阿庞特上校，他曾经目睹并制造过多场镇压性的大屠杀，但在经历了这件事之后，不仅研究起招魂术，还成了素食主义者。那具空皮囊里填满了碎布和生石灰，被细麻绳和缝包针粗粗地缝合，当我们将它装进铺有丝缎的新棺材时，尸身险些没散开。“我以为这样能保存得更久一些。”阿马尔多神父告诉我。结果事与愿违，我们不得不在黎明时将他草草埋葬，因为尸体的状况越来越糟糕，屋里已经存不住了。

阴沉的礼拜二就这样开始了。令人窒息的一天一夜过后，我不敢独自睡去。于是我试着推了推玛利亚·亚历杭德里娜·塞万提斯的门，所幸她没有插门闩。挂在树枝上的中国灯笼还没熄灭，设作舞场的庭院里燃起几丛篝火，上面架着烟气蒸腾的大锅，混血姑娘们正将寻欢作乐的衣裙染成丧服。我看见玛利亚·亚历杭德里娜·塞万提斯像往常一样，天亮时还没睡下，也像往常一样，只要家里没有陌生人她就一丝不挂。她用土耳其女人的姿势盘腿坐在女王床榻上，面前摆着巴比伦风格的大浅盘，里面盛着各种吃食：嫩牛排、清炖鸡、猪肉里脊、香蕉蔬菜拼盘，足够五个人享用。无节制的饕餮是她表达哀伤的唯一方式，我从没有见过她如此悲痛。我和衣躺倒在她身旁，几乎没有说话，也用我自己的方式哀悼着。我想起圣地亚哥·纳萨尔的悲惨命运：他不仅死了，而且身躯已经支离破碎直到最后毁灭，命运就这样收缴了他二十年的幸福生活。我梦到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小女孩走进房间，女孩一刻不停地咀嚼着，嚼得半碎的玉米粒纷纷掉在女人的胸罩上。那女人对我说：“她这样嘎吱嘎吱地嚼，像只疯狂的五子雀，有点像窃笑，有点像切割。”我突然感觉到一只手正焦急地解着我的衬衫纽扣，闻到躺在身后的那只充满爱欲的母兽散发出危险的气味，我觉得自己正陷入她那流沙般的温存所带来的快乐中。但她突然停住了，退到旁边咳嗽了一声，远远离开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