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利安娜·普莱斯（第2/4页）
然后，这女人开口了：“玛玛·普莱兹① ，白面粉里逮到了一只獴。”我只觉得周围的景物天旋地转，就像水在下水道里打旋，我不得不抓住床架，将自己拽回来。此地。此时。在这世上，一个人是怎么走到我这般地步的呢？
从我们失去玛玛·塔塔巴和那只该死的鹦鹉的那天起，一切就都变了，他们都是被拿单放走的。那一天过的！对我们家的当地成员而言，那就是独立日。那只鸟盘桓不去，飞于树间，焦虑地往下瞅着我们，仍想着有人给它喂食。而另一个，我们生活之依靠，自此从村里消失不见了。雨瓢泼而下，我寻思着：我们是否就在此刻迷失，却不自知？在我这一辈子里，已发生了好多次这样的事（我想起了婚礼那天）：我自以为逃出了丛林，却未曾想只是在漫长的坠落中途，暂停在了另一处窄狭的峭壁边缘。
我仍记得在刚果的时候，为了让丈夫和孩子们活下来，每天都千方百计地给他们做东西吃。漫无尽头的旅途总是始于枯坐床上、听公鸡打鸣、掀开蚊帐、套上鞋子的那一刻——钩虫就蜷在地上，想方设法要钻入我们的光脚丫。穿鞋，然后，悄无声息地走出去，迎接那一天。真想喝咖啡啊。我担心丈夫不在的时候，我对他肉身的思念都比不上我对咖啡的思念强烈。接下来，出后门，进入潮湿的酷热之中。我忽然好想去河边看看，那一路上我都在压抑着不让自己跑起来。
哦，那条希望之河，那滑溜的鳄鱼梦中的河流。如何才能让我的身子顺流而下，穿过形形色色闪烁不定的沙洲，直至大海。每天最艰难的事情就是再次决定和自己的家人待在一起。他们却全然不知。当我撬开那把不让野兽和好奇的孩子们进入灶间的锁子后，几乎又得转身锁上它，把自己关在里面。阴暗、潮湿、雨季永远不散的酸腐气，犹如令人厌烦的情人压在我身上。灌木丛里散发着夜间泥土的新鲜臭气。我们家的茅厕，就在一步远的地方。
一站在案台前，我就万念俱抛，只是看着自己用一把钝刀剖杀橙子，划开它们的肚子，挤出它们鲜红的血来。哦，不对，先要把这果子洗干净；这些奇怪的、所谓的血橙都是从野外森林里摘来的。从玛玛·莫卡拉那儿买来橙子时，我就知道它们过了她家男孩子们的手，那几个男孩子的眼睛和阴茎上都结了层白痂。把果子洗净，然后滴一滴宝贵的次氯酸钠溶液，算准了滴，就像在滴羔羊之血。我知道这样很滑稽，但那些天，我眼前一直浮现出在家时看到的那张广受欢迎的宣传画，画中是一群脏兮兮的男孩子，上方有一行大写的祈祷语：这里需要次氯酸钠！
好啦，果汁从消过毒的橙子皮中挤了出来，要是我还想让这些珍贵的橙子迟点消逝，就得用水将汁水稀释一番。很难说哪样东西最昂贵：次氯酸钠，橙子，还是水。次氯酸钠和橙子都是我讨价还价买来或求来的。有货供应时，可怕的埃本·阿克塞尔罗特就会飞来我们这儿。每过几个礼拜，他便会毫无征兆地现身，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口，穿着一双破烂的靴子，戴着一顶满是汗渍的呢帽，抽着蒂帕里罗香烟，要我支付已经属于我们的那些东西的货款，可那些东西都是传教联盟捐赠的。他就连信件都卖！那时候，对我们来说没有一样东西是免费的。甚至水都不是。水要从一英里半远的地方提过来，再烧开。“烧水”，这么一个轻飘飘的词，却意味着要在轰隆作响的炉子上烧二十分钟。那炉子就像奥兹莫比尔汽车锈蚀斑斑的车架子。“火”，则意味着要到村里收集一捆木柴。打从上帝还是个孩子时起，村里人就一直收集木柴，地上的可燃物都被拾了个精光，就像动物篦身上的跳蚤一样。所以，“火”就意味着要花愈来愈久的时间进犯森林，在蛇的虎视眈眈之下，把掉落的树枝偷来，而这样也只够烧一桶水喝。每一次卫生方面的微小努力最后都变成了大工程，因为得耗上好几个小时的劳动去弄来最简单的元素：水，热能，任何一样可用来消毒的东西。
至于食物，那又说来话长了。寻找可吃的东西，了解它们叫什么，把它们切、捶、砸得稀巴烂，好做成家里人都能忍受的吃食。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实在不明白其他人家都是怎么过日子的。似乎根本就没什么能被当作食物的东西。甚至赶集日上，即使每个人都尽可能把自己所有的货品堆得老高，也没什么可吃的。那些东西加起来，似乎并不够村里二十几户人家维生。诚然，我看见了烧食物用的木炭，调味用的皱巴巴的霹雳椒，盛食物用的葫芦做的碗，可那食物到底是什么，哪儿才有呢？在上帝的这片土地上，他们究竟吃什么呢？
最后，我终于知道了答案：一种叫作富富的胶质面团。富富源自一种硕大的根茎，女人们栽植它，而后从地里挖出来，浸于河水中，在阳光下晒干，捣成白色粉末，盛在中空的木头里煮熟。它叫木薯，这是詹娜·昂德当告诉我的。它的营养价值和棕色纸袋没什么两样，更有甚者，还含有微量氰化物。但它能填饱肚子。要将其煮成无味的块状，美国孩子才会试着吃上一口，吃之前还要捏着鼻子，壮起胆子，犹豫再三。而对基兰加人来说，富富 是生活中除了时间之外的理所当然之物。总会有木薯。它是生活的中心。当身着纱笼的细高个儿女人静静地从田里归来时，脑袋上都会稳得出奇地顶着一捆木薯根，大小如同一匹被揉皱压扁的马。浸泡、去皮后，她们就将长长的白色根茎插立于搪瓷缸里。于是，我们就会看到一列列搪瓷缸犹如巨大的睡莲般被顶在纤细、移动的茎秆上穿过村庄。这些女人日复一日地耐心劳作，栽种、挖掘、捶打木薯，尽管她们梦幻般的劳作方式看上去与最终的制成品毫无关联。她们让我想起了战前南方那一群群叫作“甘迪舞者”② 的黑人男子，他们会沿着铁轨一路走去，唱着歌，点着头，步调一致地前进、后退，用钢条敲击出某种节奏。孩子们都看得入迷。而他们一路前行，你几乎意识不到，他们顺带干了维修铁轨的活。这些女人便是那样制作木薯的，她们的孩子也是那样吃木薯的：对于怎么做，怎么吃，显然没有什么更高的要求。富富只不过是食物的代名词。而其他可以吃的东西——香蕉，鸡蛋，叫作曼格万西的豆子，一片烤焦的羚羊肉——则与之截然不同，那些东西只有在重大的、也许并无必要的场合才能吃到。
我们家一天要有三次这样的重大场合。他们没法理解他们视之为理所当然的、在通用电气公司服务的土地上花三十分钟就能做出的一道菜，放到这儿来，相当于一辈子的苦活。一家人就这么坐等母亲及其帮手从灶间出来，给他们奉上一日三顿的感恩节正餐。玛玛·塔塔巴设法应付着这一切，但总是抱怨个不停。她边干活边嘟囔，没完没了，只是偶尔停下来提一提羊毛衫里绑着的缠腰布 ③ 。任何时候不得不纠正我的错误时，她总会翻白眼：我忘了洗净马口铁罐子并把它们放起来；我没检查香蕉上是否有狼蛛；有一次，我给炉膛里塞满了班加拉 木棍——毒木树的树枝！当我弯腰点炉膛时，她把我手里的柴火打掉，然后用防烫布头把那种绿色的木柴一根根取了出来，言简意赅地解释说，单单那木头烧出的烟，就能让我们全都死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