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娅·普莱斯·恩甘巴（第2/3页）

于是，我们回了家，回到了这儿，步入灾难之中。阿纳托尔的护照在机场就被没收了。当帕斯卡和帕特里斯因又累又无聊而互相打斗，马丁靠在我身上哭喊他耳朵疼时，我丈夫却已在我没留意时被制伏了。他在扎伊尔是通缉犯，当时我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阿纳托尔告诉我，只是要走个手续，而他也只能把我们家在金沙萨的地址说出来，这样他们才知道第二天怎么把护照寄还给他。我哈哈大笑，说，（而且当着那些官员的面！）鉴于我们政府的效率，寄到家应该要等到明年了。然后，我们挤进了一辆破旧的小标致出租车里。在那车里倒是有家的感觉。我们回到了伊丽莎白的家，沉沉睡去，因时差没倒过来而一阵一阵地惊醒。我头脑里装了不下一千件事情：让孩子上学；找地方住；在金沙萨找一家可靠的银行——既不会给我们旧扎伊尔币，也不会给我们假冒的新钱——兑换母亲给的美元；还要弄到食物，否则我们准保会把伊丽莎白压得喘不过气。这些想法没有一件与我丈夫有关。我们甚至都没睡在一块儿，因为伊丽莎白四处借到的只有几张小床。

但那晚也许是我们睡在一块儿的最后机会了。天刚放亮，蓝盔② 就来砰砰砰地敲门。我还没完全醒过来，伊丽莎白跌跌撞撞地往门口走去，一边走一边还在一丝不苟地裹缠腰布，四个男人猛地就冲了进来，把她掀到了墙边。只有马丁是真醒了，用他那双硕大的黑眼睛瞅着那些人皮带上的枪。

阿纳托尔很平静，但他看着我的时候，眼里却透着绝望。他提到了几个人名，让我马上去找他们，说是能帮我们安顿下来，但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他还说了一个地址，似乎得打乱顺序读。

“孩子们……”我开口，却不知道该怎么说完这句话。

“孩子们爱你胜过爱自己的眼睛。通往拯救的长木板③ 。”

“他们是非洲人，永远是。你知道的。”

“贝埃内，要对自己好点。”

他就这么走了。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对自己好点。活着，这项人人都要坚持下去的事业，现在残酷得难以想象。

至少，我还知道他在哪儿，伊丽莎白说这是件幸事。我没法同意她。他们迅速地把他押往提斯维尔，距利奥波德维尔南部约有一百公里，去往那里的路是这个国家最好的，最近获得外援后刚刚重新铺设：监狱显然就有这么重要。我不得不奔走于八个不同的政府部门之间，打听消息。我像只顺服的狗一样带着各种半透明的纸条从一个办公室跑到另一个办公室，最后总算见到了我的主子，他的椅子往后靠着，靴子翘在办公桌上。看见一个白人女性，他吃了一惊，摸不准是该恭敬还是蔑视，于是就在这两种态度间不停切换。他告诉我，我丈夫会被拘留到提出正式指控为止，时间为六个月到一年。指控通常是叛国，也就是说反对蒙博托，最有可能的刑期应是终身监禁，不过也有其他可能性。

“哈代营地。”我说。

“艾贝亚营地。”他纠正了我的错误，当然啦，哈代营地被正名了。

我很清楚千万不能因为所谓的“其他可能性”而欢欣鼓舞。哈代营地恰好也是卢蒙巴的关押地，在飞往加丹加的死亡之旅前，卢蒙巴在这牢里差点被打死。我不知道在拥有这段历史的地方，我丈夫能得到什么舒服的待遇。我们认识的其他几个人，包括阿纳托尔在中学的一个同事，也是最近在哈代监狱被关了很长时间。这种关押像是一种缓慢的处决，主要是通过让囚犯挨饿。我们的朋友说，有很长一段时间，每两天才给一根香蕉。大多数牢房都是单人囚室，没灯光，没管道，地板上甚至连个洞都没有，粪桶根本没法清理。

那人告诉我，阿纳托尔遭到正式指控前，我不能去探监。之后，能不能探监就要看是什么样的指控了。我盯着端放于办公桌上的空空的蓝盔，又看了看我的这位指挥官丝毫未受保护的脑袋，真希望我的勃然大怒能让他脑壳爆裂。他对我再没有什么可说了，我便用最客气的法语谢了谢他，然后离开了。神啊，求你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我的心里起了强烈的渴望，想砸破那人的脑袋，令他恶臭的脑浆四溅于别人的后院 。

至少他没被铐在体育场底下，伊丽莎白一个劲儿地这么说。我想，即便是我那颗破碎的心，也会承认这是份好运。

我从未体会过此等孤独。孩子们当然很悲伤，但帕斯卡和帕特里斯已经一个十五岁、一个十三岁，马上就是男子汉了，他们知道怎么用男子汉的方式去处理这种事。马丁很惶惑，需要好好安慰，可他却安慰不了我。

我们很快就找到了房子，最近有一位老师带着一家人刚搬走，去了安哥拉。房子距市中心很远，是通往内陆的公路两旁为数不多的几处居民点之一，所以我们至少还能因这里鲜花盛开的树木和可供栽种蔬菜的院子而得到安慰。但我们离伊丽莎白和克里斯蒂安却远了很多，而且她们每天都要工作很久，打扫警察局及其附属的政府仓库，所以我根本得不到日常交流这样的慰藉。即便是伊丽莎白，也不太能和我产生亲人之间脾性相投的默契，她爱我，却又觉得我难以理解、没有女人味，说不定还会惹来麻烦。如果家里有人被判了叛国罪，她可能会受牵连，失去工作。

此前我从未注意到自己有多依赖阿纳托尔。在这儿，只有他才能为我辩白，赦我的罪。之前我从没往这方面想过。这么多年来，我竟然奢侈地忘了在这棕色与黑色的土地上，我是个白人。我是恩甘巴夫人。我是个在集市上望水果价格兴叹时让人怜悯的人。我是老招惹她们孩子的那几个捣蛋鬼的母亲。我裹着缠腰布，庇荫于阿纳托尔时，似乎融入了这里。如今，没有丈夫的我置身于这片新的邻里中间，我的皮肤便犹如赤裸的灯泡发出刺眼的光。我的邻居们唯唯诺诺，冷淡矜持。日复一日，如果我想要问个路或聊聊天气，他们就会紧张地用磕磕巴巴的英语或法语回答我。他们难道没注意到我是先用林加拉语和他们交谈的吗？他们难道没听见我每天隔着篱笆呼喊自己的儿子时，那种日常而又母性的语调和这里土生土长的卖鱼妇别无二致吗？只要一见到我的外国皮肤，他们的感官似乎就会冻结。在当地的集市上，我走到哪里，哪里的谈话就会骤停，一个安静的气泡与我如影随形。附近的每个人都知道阿纳托尔出了什么事，我知道他们满怀同情——他们也都恨透了蒙博托，希望自己能有阿纳托尔一半的勇气，但评判他时，也得考虑到他有个苍白皮肤的妻子。对于外国人，他们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们对他们的一切所作所为。我不可能像阿纳托尔维护我一样去改善他在他们眼中的地位。相反，正是有了我，他才有了软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