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娅·普莱斯·恩甘巴（第3/3页）

我会情不自禁地这样自忖：如果不是为了我，他现在会在哪里呢？仍在时时刻刻与灾难共舞，这是肯定的；在我遇见他之前，他就是个革命者。但也许不会被抓。他不会两次离开这个国家，就因为听了我的恳求，说母亲年事日高，牛排有多好吃；甚至极有可能都不会有护照，而他们就是那样才把他抓住的。

可那样的话，他的孩子们又会在哪里呢？我们这些当母亲的总是会让问题回归这里。他怎么会为这段婚姻后悔呢？毕竟这婚姻将帕斯卡、帕特里斯和马丁·路德带到了非洲大地上。从长远看，我们的结合对各自来说都充满了艰难险阻，可哪种结合不是这样呢？婚姻就是漫长的妥协与磨合，深入骨髓，浩如烟波，总会有一种规划被另一种吞没，一双车轮嘎吱响着，艰难向前。可是，对这世界来说，比起我们各自度过的人生，我们共同的生活难道不是有着更丰富的意味吗？

当孩子们不在家，孤独让我发狂时，我总是会用上面这些问题来使自己分心。我试图用回忆来填满空间，试图回忆他第一次抱着帕斯卡时脸上的表情。我记得我们在各式各样的黑暗中、在各式各样的蚊帐下做爱；记得他的牙齿咬着我肩头的肉，很轻很轻；记得孩子睡在我们边上时，他的手放在我的唇上，让我声音小点。我记得他大腿上的肌肉，他发间的气味。最后，我不得不来到外面，望着院子里身形丰满、羽毛驳杂的母鸡们，试图决定到底杀掉哪只鸡来当晚餐。结果，我一只都没抓成，因为那样的话，我的伴又会少一个。

抵御心痛的方式就是尽量忙碌。在满屋子的错误中，至少要把某一个小角落的事情做对——这是我从阿纳托尔那里学来的。也许也是从自己身上学来的吧，得益于我的双亲那样怪异的组合。但如今，我害怕我们已用尽了全部的可能性，却还有许多的年月需要过下去。我已联系过了他建议我去找的所有人，去提醒他们，或去寻求帮助。在几次错误的尝试之后，打乱了顺序的地址竟然指向了埃蒂安·齐塞凯狄的副部长。埃蒂安是唯一有可能帮助我们的政府部长，但他自己在蒙博托政府里的位子也岌岌可危。当然，我也写信给母亲的朋友们了。（就是“大圣国际”，蕾切尔说不定仍然这么称呼它。）我恳求他们为阿纳托尔的事发电报过来，他们全都同意了，电报会像雪片似的抵达。如果能让蒙博托觉得尴尬，那对他的判决就有机会从无期减至五年，或者更少。与此同时，母亲也正在筹钱，以用作贿金，好给他弄点吃的，以保证“五年”刑期不会到头来就相当于“无期”。等到钱凑齐后，我就跑到各个政府部门，看贿金该往哪儿塞。我又是上访又是写信，直到他们全都熟悉了我这张脸，不想再见到它为止。我已经尽己所能了，而现在我做的就是己所不能的事：等待。

等孩子们都睡了以后，我便在台灯下给阿纳托尔写短信，简短地说一下孩子们的情况和我们的健康状况。再给艾达写长信，说说我现在真实的境遇。或许他们谁都收不到我的信，但我需要的是写信本身，我需要尽情地倾诉。我告诉艾达自己有多悲哀，我写得如戏剧般跌宕起伏。也许，让这些话闷在一大堆信件里，无法寄达最好。

我现在挺羡慕艾达，无牵无挂，也就不用撕心裂肺。她不需要孩子往她腿上攀爬，也不需要丈夫亲吻她的额头。没有这一切，她会安然自若。而蕾切尔，却似撒盐罐一般，情绪起起落落。这就是生活。有时候，我想起我们的嫁妆箱，就不由得想笑，因为它们简直是一语成谶。当年蕾切尔疯了似的加班加点地往里塞东西，预示了她的婚姻轨迹，虽非以质见长，但在数量上胜出。露丝·梅终生免做。我刚开始做桌布时虽勉勉强强，但最终全情投入。而艾达，她在餐巾上编织了黑边，又将之随风抛走了。

但我们最后全都将自己的灵与肉以各种方式留在了非洲，甚至艾达也是，她成了热带流行病学和新型陌生病毒方面的专家。我们每个人都将自己的心埋进了六英尺深的非洲尘土里，我们都是这儿的共谋者。我的意思是，我们所有人都是如此，不仅仅是我们家。所以，你现在怎么办呢？你要找到自己的方式，把心挖出来，将它抖搂干净，再次把它举到光亮处看一看。

“要对自己好点。”他在我耳边轻声说道。我就问他，那怎么可能呢？我在椅子上像婴儿一般来回摇晃着，渴望太多不可能的东西：正义，宽恕，赎罪。我渴望自己这副纤瘦的身子再也不要承受这儿的所有伤痛。但我也想坚持下来，去继续感受苦难之地的痛苦。我想要属于某个地方，真是该死。我想要将百年的战争从这身白皮肤上抹除，直到踪迹全无，如此，我才能像邻居们那样，裸露着肌腱和骨头，走到他们中间去。

最重要的是，我的白皮肤渴望着，被这地球上我所知的唯一一个已原谅了它的男人抚摸、拥抱。

①“床单”原文为“sheet”，“屎”原文为“shit”，二者发音相近。

②③原文为法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