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我住的房间不大，但倒也干净。深橙色的床单，枫木的椅子和镜台，一张小桌上还放了一本圣经寄赠协会放在旅馆中的《圣经》。我把行李丢在地上就往床上一坐。下面街道上传来了城市的喧嚣，高的是地铁隆隆轰鸣；低的是各种嘈杂的人声。我只身呆在房间里，简直不能相信我已经远离家乡，然而周围的一切我什么都不熟悉。《圣经》可算是例外。我随手把它拿起，又坐回到床上，大拇指往血红的书边上一揿，一页页急速地翻了过去。我记得每到星期天晚上布莱索博士给学生讲话时总要引用《圣经》上的名言。我翻到了《创世记》一卷，但是没有心思去读。我想起了家，想起了父亲竭力维持的家庭祈祷，就餐之前一家老小围着火炉，低头跪在椅子后面。这时，父亲声音颤抖，净用教堂里的那些词藻，还有讲道时的那种谦卑。这叫我思念起家乡来了，于是我把《圣经》搁到了一边。这可是纽约，我得找个工作来挣钱。

我脱了外套、帽子，拿着一叠介绍信，往床上一躺，看着眼前这些要人的大名，似乎感到自己也有些身份了。信里写了些什么呢？我怎样才能不为别人察觉地把信打开呢？信都密封了。我读过一本书，谈到信封可以用水蒸气烘开，可是我又没有水蒸气，只好作罢。其实我也无需了解信的内容，而且跟布莱索博士耍花招既不正派又不保险。这些信是为我写的，是写给国内最有声望的几个人物的。晓得这些就够了。我突然想把这些信给什么人看看，这样就可以从他的反应中了解到我自己究竟有多么了不起。最后，我走到镜子前面，把信摊在台面上，像是一手大王牌，自我欣赏地笑了起来。

接着我就为随后几天作了具体安排。我先得洗个淋浴，然后吃早饭。这些都得一早完成。我行动要利索。和这样的要人打交道，得准时。如果跟他们中间什么人约定会晤时间，那可不能像有色人种之间交往那样磨磨蹭蹭，耽误他们的时间。对，我得买块表，一切都得按时间表行事。我记得布莱索博士背心的口袋之间挂着的一根沉甸甸的金链子，我还记得他啪的一声打开怀表看时间的神情：他噘起嘴巴，下巴往里收缩成几层，额头上堆起皱纹。然后他清清嗓子，哼儿哈儿地下达指示，仿佛每一个音节都有什么了不起的深意。我蓦地想起我已经被开除，不由得怒火中烧，又竭力想克制自己，但并不十分见效，感到愤怒的情绪行将爆发，使我很不愉快。然而我脑子一转，觉得这样也许更好。假如不被赶出学校，我说不定永远也不会有机会去与这些要人面谈。在我的想象里，布莱索博士仍然双目注视着他那块怀表，不过此刻他身边出现了一个人，一个年轻人，那就是我自己。我变得精明强干，温文尔雅，脱掉了灰溜溜的衣服（就像他那种老式衣服），换上了上等质料、款式入时的服装，显得衣冠楚楚，就像杂志广告上的那种男人，就像《绅士》杂志上那种年轻的经理之类的人物。我想象自己在发表演说，每段精彩的演说一结束，就听得闪光照相机咔嚓一声，把我的姿势都拍了下来。我俨然成了年轻的布莱索博士，不再那样粗俗，事实上可以说是很优雅。讲起话来，我要轻声细语，我一定要——对，要讨人喜欢，就得用这个调，就像罗纳德·科尔曼8那样。他那声音多棒啊！当然，在南方可不能那样说话，白人才不会喜欢呢，而黑人又会说你“装腔作势”。但是在北方这边我要抛弃在南方说话的那种腔调。说实在的，在北方我得有北方的谈吐，到南方就得有南方的腔调。在南方他们要我怎么说话我就怎么说，那才对头。布莱索博士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上床之前，我用一条干净毛巾把公文包擦了擦，然后把信放在里面。

第二天早晨，我乘早班地铁到了华尔街区。我确定了先去的一个地点，几乎跑到了这个地区的尽头。这里楼房高耸，街道狭窄，显得很阴暗。我沿路寻找门牌号码时，一辆辆装甲车开过，上面还乘着警惕的士兵。街上到处是人，熙熙攘攘，急急匆匆，那匆忙走路的样子活像是上了弦，并在受某种无形的操纵装置指挥。许多人手里提着公文递送包或公文包。我也捏紧了自己手中的公文包，有点洋洋自得，到处都可以看到一些黑人大步流星地赶路，腕上拎着一只皮制小袋。一刹那间我感到他们很像从锁成一串的囚徒中逃跑的犯人，手中提着脚镣的铁链。可是他们似乎还有一点自以为了不起。我真想叫住一个，问问他怎么会被那只袋子拴住。也许他们因此得到不错的报酬，也许他们被拴在金钱上了。走在我前面的这个人，鞋跟都快磨平了，也许他被拴在百万美元的巨款上了！

我留神看了看，是不是有警察或侦探拔出了枪跟在他们后面，可是并没有。要是有的话，他们一定躲在匆忙的人群当中。我想跟着一个黑人走，看他上哪儿。他们怎么会把那么多钱托付给他？万一他带钱逃跑那又会怎么样呢？当然，不会有人傻到这种地步。要晓得这是华尔街。也许跟邮局一样，这条街有人守卫。听说邮局的守卫透过屋顶和墙壁的窥视洞注视着你，密切地监视着你，悄悄地等待着，看你会不会有什么越轨的行径。也许就在这一刻有只眼睛盯着我，观察我的一举一动。也许马路对面那幢灰色大楼上的大钟背后隐藏着一双锐利的眼睛。我赶到了要找的地方，只见那大楼正面是用高大的白石块砌成，嵌有铜质雕刻，光是那石块的高度，也已经使我感到惊讶不已了。男男女女都急急忙忙地进了大楼。我凝视了片刻也跟着走了进去。我上了电梯，被挤到最最里面。电梯火箭似的上升，使我腿裆里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受，仿佛我这个人的灵魂丢在楼下门厅里了。

电梯到达最后一层我才走出来，沿着大理石的过道走了几步，找到那位校董的办公室，门上写有他的大名。我刚往里面迈步子，就失去了勇气，又退了出来。我往大厅那边一看，远远近近空无一人。白人是难以捉摸的；贝茨先生可能不乐意大清早一来就与一个黑人面谈。我转过身，走到了大厅的另一端，站在窗口往外眺望。我得稍等一会儿。

我的下面是南渡口，一艘轮船和两只驳船正向河中驶去。极目向右望去，自由女神的铜像依稀可辨，只是晨雾淹没了她手中的火炬。附近的岸边，海鸥穿过薄雾在码头上空翱翔。往下俯瞰，才晓得我已登得极高，不禁感到一阵目眩。路上万头攒动。我又往远处看去，只见一只渡船正驶过自由女神的铜像，船尾拖着的水花一直延伸到岸上，划出了一条曲线，三只海鸥在船后飞翔，突然俯冲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