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没有记录的史册43（第2/5页）

……一九六〇年一个春日薄暮，我正在南方参加一次小餐馆静坐44，我辈都显得情绪高昂，突然有人塞给我一本破旧不堪的印章出版社平装版《看不见的人》。一盏古老的鹅颈灯，把我跟外面新英格兰地区的沉沉夜色隔开。我坐在圣十字学院一个落地窗旁边，读着《看不见的人》一直到天亮，事实上是到了第二天上午过了大半，错过了一节关于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的课，那是我拼命想争取一个及格分的课程。

掩卷之后心中一阵狂喜：这就是我。我也非常诧异，自己竟有如此深沉的感情。因为我在纽黑文成长，有爱尔兰天主教的背景。我把自己看做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人间天堂》的主角和乔伊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的斯蒂芬·迪达勒斯。但是我现在发现，艾里森的“看不见的人”像是自己的亲人，跟我一样，我父亲在就读圣十字学院的黑人学院时，他也完全是个局外人，尽管他应该更自在一些。想到美国有色人种仍然存在的痛苦现状，艾里森所描写的黑人主角在南方、在哈莱姆，甚至在曼哈顿下城的高档豪华卧室里的经历遭遇，深深刺痛了我的心。虽然我自诩为演说家，也可能成为未来的领袖人物，但是他的天生的演说才能和他那纯朴、不假思索的雄才辩略使我感到无地自容。

然而，我并没有把《看不见的人》看做由于异化而产生的亲属感，而这是当时时代颇为流行、寻常而且很偏狭的反应。正相反，确如四十年后的今日，“看不见的人”那种自嘲、反讽、自制，因而更为令人信服的决心，从冬眠状态中走出来，再度与这世界抗争的决心，使我几近狂喜。我发现他采取暂时行动——可是没有任何行动的可能性，一切知识终究成了“边存档、边遗忘”’——仅仅是个人的姿态。假如他“伤痛到极度”，远比我伤得深；假如他能做，我想我也一定能。“而且正是这一点将我吓得不轻，”他深思之后，终于提出了最后的一个问题，“有谁知道，虽不很经常，我是在替你说话呢？”我知道，我回答说——同时，用的是强烈、反思、快活、沉默而急切的语气——一边俯视那个晴朗上午，圣十字学院窗外人行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但是，我的回答似乎太快了一点，因为我忽然感觉到，我决心跟“看不见的人”共命运，那我也就认定了人类状况极为可怕，深不可测的现实，这也是我的现实。要经过多年读书、学习才能理解这种复杂性。而我，怪得很，则要经过类似的经历才能理解。神秘得很，一纸匿名信将我开除出了圣十字学院，不给解释、不容申辩，此事正发生在我看了艾里森的小说仅两个月之后……

一旦牢牢地被小说抓住和吸引，读者可能一次又一次去重读，不管时隔多长，都把小说的叙事人当成老朋友；对此书虽已十分熟悉，却把它当作崭新的、亟待发现的艺术作品。查理斯·约翰逊是一位非裔美国作家，他说道，发现《看不见的人》“被那些深受黑人民族主义文化传统迷惑的人们冷落了”，而他作为一名大学生，在六十年代后期，四处寻找艾里森的书。然而，他坚持寻找，终于“碰巧找到了《看不见的人》，花了三个通宵与其说是阅读，不如说是梦想、吸收，被艾里森非凡的想象力和各种可能运用的艺术性改变了；虽然，我深知，我当时只有二十岁，阅读中失远大于得。”（我们当中有谁读了《看不见的人》之后没有经历那深刻、奇异，而且还令人害怕的沧海桑田般的变化呢？）

几乎与此同时，黑人艺术运动的一位领军人物拉里·尼尔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些时候，跟艾里森为他作品发生过争执；他在一家多次对艾里森表露敌意的杂志《黑色世界》上宣称，“假如有人关注‘黑色美学’的话，这个人一定是艾里森。”尼尔从《看不见的人》中选出的例子，极为精当地显示，艾里森所设的场景和用语，都深刻地烙上了非裔美国人的气质。尼尔注意到，小说主人公借助语言通俗而热情洋溢的辩护将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演变成为一位谙熟礼仪的女神。搜寻吧，这就是你们最好的黑色美学的例子。”

但是艾里森的老朋友，阿伯特·默里用这个美学例子来为《看不见的人》作说明，更是切中肯綮。他清楚记得，一九四五年艾里森将布鲁斯音乐界定为是“一种冲动，它使得残酷的经历带来的细节和场景，在痛苦的意识里留存，磨平了粗糙的表面之后超越了它，不是通过哲学，而是用既似悲剧又似喜剧的抒情方法”；默里对《看不见的人》大加赞扬，说它是“发扬光大布鲁斯的绝妙形式。”这真好像艾里森记录了在一个十二小时营业的酒吧吹奏的布鲁斯乐曲（歌唱者来自遥远的南部，坐在这北部的纽约地下水管的道口上，用歌声倾诉着他怎样来到这儿），并以此为管弦乐队谱写完整的乐章。

几年前，我在哥伦比亚特区大学讲授艾里森的时候，我想起了小亨利·路易斯·盖茨，他们的杂志为《看不见的人》出版而叫好，说它是一本活的“黑人文化百科全书”。后来，在一个阳光灼热的中午，有几位黑人男青年向我走来，他们穿着左特套装，像是《看不见的人》里游离于历史成规之外的人，跟我们交谈时说，他们是属于X代的青年。他们告诉我，他们比其父辈更像是“看不见的人”；读了《看不见的人》之后，觉得艾里森是他们这一辈的代言人。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初期，我有几次从曼哈顿中城乘A火车到上城去拜访艾里森夫妇；有一次发现对面坐着一位典型的美国青年男孩，皮肤有些黑、但也不完全是黑人；他沉醉于《看不见的人》的行文，连窗外的车轮轰鸣也充耳不闻。

毫无疑问，《看不见的人》是“一部没有记录的史册”，用艾里森的话来说“在深层次有许多永久值得关注的东西，不像表面那样一目了然”。这小说对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吸引力，使我想起查理斯·约翰逊的观点，尽管该小说挑战了国家背后的‘原则’，我们“有责任去检讨文化的进步或是因无视警告所带来的失误”。然而，《看不见的人》毕竟是一部小说，作为小说它也不过是投射了作者的想象。由于对艺术神秘性的热爱和敬仰，艾里森深信，一部小说的生命力强弱的一个因素，在于幸运。“假如你足够幸运”，一九五五年他对《巴黎评论》的编辑们说，“假如你更深地融入生活之流，那么，您作品的生命就可能更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