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没有记录的史册43（第4/5页）

与古典神话里出现的牛头怪物的迷宫不同，艾里森用通俗语言编织了迷宫。这里，我们见到的是一些难忘的龙套角色，像诺顿先生、杰克大哥、托比特（“两个小鬼”的谐音）兄弟、雷斯屈姆（“卫生间”的谐音）；塔普大哥黝黑大腿上油腻和变形的脚镣，诉说了他勇敢跟命运抗争的故事，怎样机敏地从用铁链锁在一起的人群当中逃离；红衣白种女人坚持把“阶级斗争跟床戏混为一谈”；女巫西比尔幻想一个无名、强悍的花花公子，她这想入非非促使看不见的人用口红在女巫的肚子上写下“西比尔，你被圣诞老人强奸了，真怪。”两名黑人杜普和斯科菲尔特“最擅长用自己的方式行事”，趁乱焚烧了房屋；另外还有老“臭口”、混蛋、淤青佬、老臭股自己以及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等。

贯穿整个故事的是小说的主要角色：“看不见的人”的祖父在临终时承认并否定了臭名昭著的祖父条款；英俊的托德·克利夫顿“满头波斯羊一样的卷发，从不找人把他的头发拉直”。最后失望地、具有讽刺意味地以吟游歌手的身份纵身一跃，“跳出了历史”；拉斯的以黑人为中心的异乎寻常、令人不安的激昂演说极具力量；（谁会忘记他呢？）；B.P.莱因哈特掌管着一个“炽热沸腾的流体世界”（其中P表示海神“普洛透斯”，而B表示“福佑”；一九五七年，艾里森巧妙地把小说里的一位主要角色也叫做“福佑”）。艾里森思如泉涌，将人物和情节虚构之“肉”贴附在信念的“骨头”之上；在美国复杂的地下社会里，有能说会道但又无形的男男女女，公开表明说“遇见下一个‘未知’以前，对人类的种种可能性，需要有某种信仰”。本着这样的精神，艾里森激励看不见的人讲述，为成就自己口才所作出的许多努力，用以针对美国不同读者的本性气质；无论他们是白人或黑人，南方人或北方人，乐观的还是愤世嫉俗的，对个人和公共机构的运转机制概念模糊的、清晰的还是全然无知的。在他自己的演说中，看不见的人对即兴的演讲中为了体现雄辩，演说者与听众之间需要有活力的互动估计不足。然而，在他把写作当成事业之后及时作出了调整（只是作为演说家是稍晚了一些），慢慢学会了怎样努力去挑战他自己的技巧和他读者的技巧。

以上所说的情况，一直到小说的最后部分才出现。在开场白里，看不见的人并没有要求对话：他不能，也还不是时候。也有反响质疑他的动机，削弱了他那个极易受伤、不断应付、同时正在形成的自己。小说从头至尾的二十五章里，作者讲述了看不见的人的一生，他没有能够实现雄辩才能和做政治领导的理想，因为他跟外界相距太远，几乎是一个离群索居的独行客，死死地被幻想所控制（他自己的和别人的）；同时，也因为弄不明白，他和他的言辞，在美国那个“权利即可能性”的等号之中，仅仅是些变数。一直到了结尾，跟他是谁和他的人性作了讽刺性、有条件的妥协之后，他才准备回答、对话，准备好冒险作出亲近的言辞行为，总而言之，准备好展现雄辩才能。在小说结尾，看不见的人以作家的身份出现。而且，他刚刚完成叙事的章节中显露的可见性，加快了他要重新回到世界的决定。与新的写作技巧和辛苦得来的、关于自身和世界的知识一致，他毫不夸张他获得的愉悦和文字的魅力。相反，他迟疑了，因为要回答下面这个严峻的问题：“我为何写作？在写作中备受折磨又是为了什么？因为在不知不觉之中，我弄懂了一些事理。如果没有行动的可能性，一切知识到头来不过是‘边存档，边遗忘，’我既不能储存资料，也不能遗忘。”在作为演说家的整个过程中，他以言语行为抑制了读者要他采取行动的催促；而现在，写作的行为促使他作出采取行动的承诺。

他的新职业带来的第一后果是，继续决心“至少将有关情况告知一些人”——关于他的获取经验和知识的旅程，关于行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小说的结尾，看不见的人表明了美国经验的不可分割性和相互联系性的主张；这是他早些时候，在拉斯等一帮民族主义者手中死里逃生的经历里领悟到，美国人身份是“美妙的荒唐”之后形成的态度。但是，首先在他把我们其余的人卷进来之前，他承认人心的状况可怕，特别是艾里森感觉到的美国经验特有的身份逃避。在告诉我们他正在做什么之后，问了一个令人震惊而尴尬的问题——“有谁知道，虽不很经常，我是在替你说话呢？”——同时强烈呼吁我们要共同参与。虽然他的媒介是书面语；他的语言却具有随意、不落俗套和通俗易懂的口语特色，这连同故事一起使后来的一代代读者有话想说，对看不见的人和艾里森就“原则”和“美国身份的美妙荒唐”反馈他们的看法，而这“原则”和“美国身份”“跟以前一样以具体、鄙俗、却又崇高无比的方式继续坚持着”，只是现在“我们更懂得我们跟‘美国身份’的关系以及‘美国身份’跟我们的关系。”

在四十多年前，《看不见的人》出版还只有五个寒暑，艾里森写信给阿伯特·默里时说，他“偶然发现英国出版的一本文艺批评书，叫做《浩劫与想象》；这本书花了不少篇幅讨论《看不见的人》，把它选入了一份短小的小说书单；这个狂小伙子认为这些小说，在今后的一个世纪里，人们对它们都会很感兴趣”。虽然，接下来，艾里森马上开了一个令人泄气的玩笑——“当然这个人一定是在抽大麻”——但这个爱打趣的批评家笑到了最后。如果把《看不见的人》比作一个人，现在他已经进入中年，但是，套用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一个比喻，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像“一个充满激情的、刚性的、目光敏锐的新来者”，所有的迹象表明，《看不见的人》再过一个世纪还具有生命力。

要对《看不见的人》在美国的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作出解释，不能忘记艾里森自己的生命几乎横跨了二十世纪这个事实——从一九一四到一九九四年，作为一个小说家，艾里森得天独厚的对时间具有弹性意识。他清醒认识自己所处的时代的变化和复杂的社会嬗变；他用一只眼睛通过南北战争的棱镜来回望十九世纪，同时又对当今科技对人性的急剧冲击力着迷；甚至从自身所在的世纪，前瞻到了二十一世纪。

虽然他很谦虚，立志却十分高远。从一开始，他想从十九世纪的小说中寻找到他所处时代人们在想象中对美国人生道德规范的展现，而这种规范都隐含在“独立宣言、宪法以及人权法案里”。《白鲸》这本书，是他送给妻子方妮当作一九四四年生日礼物的，还有《哈克贝利·芬》，另一部他认为“十九世纪最伟大的两部小说之一”。艾里森发现“小说跟民族性紧密联系”这一执着主张在这两部小说里得到了肯定。就他而言，艾里森写自己的小说和叙事人的自传时，非常有意识地继承一个传统。因为他对社会的兴趣胜过依希梅尔，后者“独自逃出来向你倾诉”，也胜过哈克，他显然是忘记了杰姆，“那位真正的父亲，但是他太黑了，太黑了”，他年少气盛，一个劲想“比其他地方都要更早地去照亮准州（就是后来艾里森笔下的俄克拉荷马州），看不见的人准备露出原形，然而又举棋不定。跟那些十九世纪兄弟们不一样，他是深受鼓舞的，即便是看不见的人也要承担一种社会责任，但没有被这种可能性（作者的黑体）鼓舞而产生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