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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尔施笑了。“但你还不知道，一个人是很难真正改变的。你还相信，不幸会让人变好或变坏，这是致命的误解。带你来，是因为你长得像纳粹，用你来吓唬布卢门塔尔。”

我们来到像洗衣房一样闷热的大街上。“在美国还能用这个吓唬人呀？”我问。

希尔施站住了。“我亲爱的路德维希，”他说，“难道你仍旧不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恐惧的时代？真实和想象出来的恐惧？对生活的恐惧，对未来的恐惧，对恐惧的恐惧？而且无论发生了什么，我们流亡者永远都无法摆脱恐惧？你从来不做梦吗？”

“哪能啊，有时也做。谁不做梦啊？美国人也做梦。”

“他们做梦也跟我们不一样。在我们身上，那可诅咒的生存恐惧已经刻骨铭心。白天还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可夜晚呢？意志在哪儿？控制在哪儿？”希尔施笑了。“布卢门塔尔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这么快就妥协了。他妥协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样他仍然占着便宜呢。那些被他侵吞的邮票价值翻番。可如果我让他吐出全部数额，尽管他儿子病着，他也会负隅顽抗的。就连犯罪也有其法则。”

希尔施步伐轻快地走在午后那热腾腾的空气中，他令我又想起了在法国的时光。他的脸比平时绷得更紧，更消瘦，充满活力。我觉得他在美国第一次如鱼得水了。

“你相信布卢门塔尔明天中午会付钱吗？”我问。

他点点头。“一定会的。他不敢冒被告发的风险。”

“你有什么可以告发他的吗？”

“一点儿没有。只有他的恐惧，而这就足够了。他为什么该为一千多美元冒不能入籍的风险呢？《拉昂摘要》中的老办法，虚声恫吓，路德维希，不过恐吓的方式总在花样翻新。这回不是太雅，还有那么点儿脏。可不脏又难以伸张正义。”

我们在希尔施住的那家卖收音机的店铺前停下脚步。“美丽的玛丽亚·菲奥拉在做什么？”他问。

“你认为她美丽吗？”

“卡门是美丽的。但你的女友为生活而战栗。”

“什么？”

希尔施笑了。“不是为喧嚣的表面生活，而是为强烈的内心绝望。难道你没发现这一点吗？”

“没有。”我说。瞬间我感到一阵尖锐的刺痛。失去了，我想。

“绝望的纯粹要义就是，”罗伯特·希尔施说，“没有愤恨。”

我用心地凝视着他。“而且没有懊悔，”他说，“这是另一面，它是没有未来的，只有当下。不再被希望所玷污。纯粹绝望的轻松平静，无欲无求的快乐。否则如何能忍受此岸的一切呢？”他敲了敲橱窗，橱窗后收音机和吸尘器闪闪发光。然后他笑了。“参与到贸易和买卖的平庸中去吧！但不要忘记，我们脚下的大地仍在震动。只有我们跟着一起震动，我们才能拯救自己。危险最大的时候莫过于自以为已经得救之时。起来战斗吧！”

他打开门。空调机的冷气扑面而来，犹如走进了墓穴。

“忧郁了？”莫伊科夫问。

“中度的，”我回答说，“还不至于喝伏特加。不过是为生存而烦恼。”

“不是为了生活？”

“也为了生活，弗拉基米尔。但更是在积极意义上。人应该活得更精彩，更有意识性，更深刻，更震撼。这是罗伯特·希尔施的建议。”

莫伊科夫笑了。他没有穿制服，而是身着一件宽大的西服，西服在他身上晃来晃去，让他看上去像是一只大蝙蝠。他头上还戴着一顶大软帽。“讨论生活总是一件有趣的事，”他解释道，“但人们往往忘记去生活，这是一种便利的替代。可惜我今天无法这样做，我得捍卫这家旅馆。我们收入的支柱拉乌尔想搬走，他想租一处寓所住。要是这样这旅馆就得倒闭了，他住的是这里最大的豪华套间。赶紧祷告你的上帝，让他留下来吧。否则我们必须提高其他人的房租。”

我听见楼梯上有说话声。“他来了！”莫伊科夫说。“保险起见，我给你在这儿留一瓶伏特加。暮色会加深人生的郁闷。”

“你们去哪儿啊？”我问。

“去图茨·肖尔饭店，那儿有空调和出色的牛排，是个劝人回心转意的好地方。”

莫伊科夫和拉乌尔一起走了，后者身穿白色西服，配红色皮鞋。我坐到悲伤的盆栽棕榈下想温习英语。我想起希尔施说的震动：来自地下的地震，还有生活和心灵的震动。人不能因为自己得救了，就忘却这些，更不该在小市民舒适生活的沼泽中沉沦！获救的战栗者，舞蹈者，泪眼迷离地重新发现一切，手中的食勺、呼吸、光，能够允许迈出的每一步。一再重新闪烁的意识：没死、侥幸逃脱、没有在集中营里翘辫子或者像特勒那样因彻底绝望而自尽。

身穿深色镶花边连衣裙的女伯爵从楼梯上飘然而下，宛如幽灵。我想她是来找莫伊科夫的，就高举起酒瓶对她说：“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出去了。但他给忧郁者留下了慰藉。”

这瘦小的人儿摇了摇头。“今天不用，我要出去，纪念亚历山大大王子的宴会。他是个出色的男人，我们当年几乎订婚了。他被布尔什维克杀死了，为什么呢？”

我不知如何回答，所以问道：“宴会在什么地方举行？”

“在俄国人茶室，朋友聚会，都是俄国人，人人穷得叮当响，可却个个挥霍成性。办一次这种宴会，他们就得啃好几天干面包，可他们毕竟庆祝了。”

门外有汽车按喇叭声。“这是沃尔科夫斯基亲王，”女伯爵说，“他是出租车司机，来接我了。”

她急匆匆走了出去，身上的连衣裙一看就是用旧料子改的，看上去像个吓鸟的纤细稻草人。即使是她今晚都有地方可去，我不禁感慨，然后试着继续学习英语单词。

玛丽亚·菲奥拉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她进来时一点儿声音都没有，现在正端详着我。她穿一件黄色连衣裙，裙子下面好像什么都没穿，也没穿长筒袜，脚上只有一双黄色的凉鞋。

她来得完全出乎意料，以致我坐在那儿傻傻地望着她。她指了指伏特加酒瓶说：“喝这个天气太热了！”

我点点头，站了起来。“是莫伊科夫留在这儿的。可即使女伯爵都拒绝喝它，我也一样。”

“弗拉基米尔呢？”

“跟拉乌尔一起去图茨·肖尔饭店吃饭了，牛排。女伯爵去了‘俄国人茶室’，有波兰小酥饼、蘑菇和酸奶过油肉。我们吃什么？”

我屏住呼吸等她的反应。“去杂货店吃柠檬冰激凌吧。”玛丽亚说。

“然后呢？”我问。“您今天没约会吗？街角有没有劳斯莱斯车在等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