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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琳娜·耶利奈克，”格奥尔格·坎普说，“请进，把您的精制糕点打开让我们解解馋！”

希尔施把店里的百叶窗放了下来。“防范措施，”他解释说，“否则十分钟内警察就会来。”

耶利奈克夫人沉默而有礼貌地拿出了糕点。“我爱吃糕点，”坎普对卡门说，“特别爱吃凝乳派！”

卡门摆脱了那股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淡。“我也是，”她说，“加很多掼奶油！”

“跟我的习惯一样，”坎普容光焕发地回答说，同时目不转睛地盯着美丽迷人的卡门，“配加奶油的咖啡。”

卡门确实显得勾人魂魄。“卡门，这位是作家格奥尔格·坎普，”我介绍道，“我认识的唯一一位快乐的流亡者。以前他写异常悲伤和忧郁的小说，现在他涂抹热情欢快的颜料。”

卡门拿起一块樱桃派。“多棒啊！”她说。“一位快活开朗的流亡者！”她谨慎地打量着坎普，继而伸出玉手拿了一块罂粟籽羊角饼。

耶利奈克夫人又拿出杯子、盘子和勺子。“这些餐具我明天再来取。”她说。

“您别走啊，”坎普喊道，“您得跟我们一起庆祝精神解放。”

“不行，我必须回去。”

“可是，耶利奈克夫人！您还有什么事要做呢？现在已经是下班后的业余时间了，对您来说也是这样。”

坎普抓住她的手，想把她拽回来。她突然开始颤抖。“请放开我！我必须走，立刻！请原谅！我不得不走。”

坎普吃惊地望着她。“这是怎么了？我们又不是麻风病人……”

“您让我走吧！”说着这位女士脸上变得苍白，而且颤抖得更厉害了。

“坎普先生，您就放她走吧。”卡门平静地低声说。

他马上松开了手。耶利奈克夫人还试着痛苦地与大家道别，然后就迅速离去了。坎普望着她的背影说：“大概是流亡者的臭脾气，我们大家不时都会发发疯。”

卡门摇了摇她那具有悲剧气质的脑袋。“她今天收到一封电报，伯尔尼来的。她丈夫死了，死在维也纳。”

“耶利奈克那老东西？”坎普问。“那位把她轰出来的主儿？”卡门点点头：“她一直在为他攒钱。她想回去。”

“回去？在发生了这一切之后？这儿发生的事，还有与他发生的事？”

“她想回去。她认为回去了，这些事就一笔勾销了，他们还可以重新开始。”

“太糊涂！”

希尔施看着粉刷匠说：“别这么说，格奥尔格。你不是也想有朝一日能重新开始吗？”

“谁知道呢？我先这么混着吧。”

“流亡者仁慈的幻想就是：忘记过去，重新开始。”

“耶利奈克咽了气，这个女人应该高兴才对。这对她来说是好事，她不用把这个当初把她像只猫一样丢弃的家伙接到她那热烘烘的面包房，并像女奴那样伺候他了。”

“不该总为好事悲伤。”希尔施说。

坎普无助地四下看了看。“该死，”他说，“我们今天本来是想高兴一番的。”

拉维克进来了。“杰西怎么样了？”我问。

“她今天一早又回到家里了，疑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伤口愈合得越好，她的疑心越大。”

“越好？”我问。“真的比过去好了？”

拉维克显得十分疲倦。“什么叫见好？”他说。“我们能做的不过就是尽量延迟死亡的到来罢了。可恶的是，如果读报的话，就会知道这么做毫无意义。战场上成千上万健康的年轻生命受到宰割，我们却在这里设法延长一些患病老人的生命。你们这儿有法国白兰地吗？”

“有朗姆酒，”我说，“就像当年在巴黎。”

“这位是谁呀？”拉维克指着格奥尔格·坎普问。

“最后一位快乐的流亡者。不过他现在也快乐不起来了。”

拉维克边喝朗姆酒边眺望窗外。“黄昏时光，”他说，“黄昏，阴暗的时光，人寂寞独处，茕茕孑立。病人常在这个时刻死亡。”

“你悲伤了，拉维克，为什么？”

“我不悲伤，而是绝望。有人死在我手中，对此我本不该再沮丧，但我却仍旧沮丧。去看看杰西，她需要帮助。与她一起欢笑一下。你在这帮狂吃糕点的人这儿干吗？”

“那你呢？”

“我是来接罗伯特·希尔施的。我们想去一家小酒馆吃饭，就像在巴黎那样。那是作家格奥尔格·坎普吧？”

我点点头。“最后一个乐观主义者，一个勇敢率真的人。”

“勇敢！”拉维克说。“我希望自己能沉睡多年，不用再听到这个字眼儿。它是世界上被滥用最多的词。你勇敢些，去杰西那儿吧。骗她，让她开心，这就是勇敢。”

“必须得骗她吗？”我问。

拉维克点点头。

“我们出去走走吧，”我对玛丽亚说，“去哪儿都行，最好是简单、热闹和无关紧要的地方。我身上沾满悲伤与死亡的味道，就像一棵老树长满苔藓。我这儿还有雷金纳德·布莱克给的奖金，要不我们用这钱去沃伊津吃饭吧。”

她看着我。“今夜我得动身，”她说，“去贝弗利山拍照，并在加利福尼亚走秀。”

“什么时候？”

“午夜，去几天。你又郁闷了？”

我摇摇头。她把我拉进屋。“进来吧，”她说，“你干吗站在门口？还是你想马上就走？我对你了解得太少了！”

我跟随她走进黑咕隆咚的屋子，在外面摩天大楼亮窗的映照下，屋子显得像一幅立体派的绘画。十分惨白的半月挂在毫无生气的苍穹中。“尽管你今夜就走，我们是不是仍旧可以去沃伊津呢？”我问。“要不换个地方行么？”

她非常关注地望着我。“发生了什么事吗？”她问。

“没有。我只是突然觉得很无助。在这种毫无色彩的阴暗时刻，有时会出现这种情况。开了灯就会好的。”

玛丽亚旋即打开了灯。“灯亮了！”她说，嗓音中既有挑战也有恐惧。她站在两只箱子中间，箱子上摆着几顶帽子，其中的一只箱子还没有关上。玛丽亚一丝不挂，足蹬一双高跟鞋。“我很快就好了，”她说，“要是去沃伊津吃饭，当然还得打扮打扮。”

“为什么？”

“那还用问！看得出来，你对时装模特一无所知。”她坐到镜子前。“伏特加在冰箱里，”她说，“莫伊科夫酿的。”

我没有答话。我看到她如何在瞬间就几乎将我遗忘。当她的手去拿化妆画笔就像外科医生去拿作为武器的手术刀时，镜子里那张在强光照射下的面庞陌生得如同一副活面具。她小心翼翼地在勾线，就好像真的在做细致的外科手术似的。她检查脸上的粉扑得是否均匀，眼影的明暗是否适度，做这些时她一言不发，就像一位女猎手在准备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