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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钱？”过了一会儿这半死的人问。

“两万。”我答道。

“到底多少钱？”他哑着嗓子问。

“两万。”我重复道。

我看到死人头颅般的脑袋上大块的褐斑，还有他嘴里的大牙，非常白，像石灰，无瑕疵，一看就是假的。这些牙令我想起埃利斯岛上长着大马牙的那位律师。“这个流氓，”小杜兰咬牙切齿地说，“一万二。”

“我不能跟您讨价还价，”我说，“我没这个权力，杜兰先生。”

“这个双倍的流氓。”

杜兰又盯着画看。“我看不清楚，这里光线太暗了。”

实际上屋里很亮堂，阳光照在一面墙上，那儿挂着三幅德加的粉彩画。我把椅子往有阳光的地方挪了挪。“现在离得又太远了，”杜兰哑着嗓子说，“您用聚光灯！”

我在窗边发现一盏半高的聚光灯，打开了它。一股强光现在集中照射在年轻妇人那甜甜的脸上，杜兰贪婪地盯着看。“杜兰先生，”我说，“阳光照在墙上的德加粉彩画上了，直接光照会损坏画的。”

杜兰专心看画，并不理会我的话。过了一阵他才转向我，像看一只昆虫那么审视着我。“年轻人，”他的声音相当镇静，“这我知道，但我无所谓。它们不会在我活着的时候就出现损坏。至于这些画在我的那些可恶的继承人手里是否贬值，这关我屁事。我听见他们已经在楼下的各个房间中到处蹑手蹑脚地转悠，开始清点遗产了。这帮强盗！死是件很艰难的事。您知道吗，年轻人？”

“是的，”我回答道，“这我知道。”

“是吗？”

他又转过脸去看昂里奥夫人的画像。“您为什么不买呢？”我终于问。

“一万二，”杜兰相当快地回复道，“多一分钱都不要！”

他用那双猫头鹰般闪着光的眼睛看着我，我耸了耸肩。虽然我愿意为雷金纳德·布莱克做成这单生意，但我不能告诉他我在想什么。“这有损我的声誉！”小杜兰突然出人意料地补充道。

我没有搭腔，否则就扯得太远了。“您把画留下吧，”小杜兰声音嘶哑地说，“你们等我的消息吧。”

“好的，杜兰先生。”

瞬间我感到很怪异，对所有消毒水和花露水都已经遮不住其身躯腐烂臭味的人还要称先生。现在还在与死亡搏斗的不外乎是其腐败躯体的细胞和逐渐衰败的大脑罢了。

我离开病人的房间，女管家拦住我。“杜兰先生让我给您上一杯法国白兰地。他很少这样做，您肯定招他喜欢了。请稍候。”

我没兴趣再留在这儿了，可我又想知道小杜兰喝哪种白兰地。女管家端着托盘走来。“杜兰先生买了吗？”她问。

我惊奇地望着她，我暗想，此事与她有何相干？“没买。”我最终说。

“谢天谢地！他还需要所有这些破烂干吗？他侄女，杜兰小姐也总是这么说！”

我完全可以想象这位侄女的样子：干瘦，像多芽孢毛状菌一样贪婪地等着继承遗产，大概与这位女管家一样，主子每次买画，都觉得自己能得到的遗赠在减少。我拿起白兰地喝了一口，马上就放下了。这是我喝过的白兰地中质量最差的。“这是杜兰先生自己喝的白兰地吗？”我问。

“杜兰先生不喝酒，医生不让喝。您为什么问这个？”

可怜的杜兰，我暗想。身边一群泼妇，她们甚至往他的酒里掺水。“说实话，医生也不许我喝酒。”我说。

“这酒是杜兰先生一年前自己订购的。”

那就更糟了，我心想。“杜兰先生为什么不住进医院呢？”我问。

女管家叹了口气。“他不愿意住！他不肯离开这堆破烂呗。医生就住在楼下。要是在医院里一切就容易多了。”

我边起身边问：“医生也喝这种‘奇妙’的白兰地吗？”

“不，他喝威士忌，苏格兰威士忌。”

“语言是障碍。”格奥尔格·坎普说。他身穿一件污渍斑斑的白大褂，坐在罗伯特·希尔施的店里。下班了，坎普露出满意的神色。“我的书在德国被焚至今已有十多年了，”他说，“我无法用英语写作。有些人已经学会了这种本事，比如亚瑟·库斯勒[117]和维基·鲍姆[118]。其他人去搞电影剧本，那对风格的要求不是很严。我始终做不来。”

坎普在德国是位知名作家，现在已经五十五岁了。“我是从粉刷工干起的，后来又成了房屋装饰粉刷匠，今天我庆祝自己当上了工头，这有些类似于建筑工地的工头。我请你们喝咖啡吃点心。罗伯特允许我使用他的店铺，十分钟后吃的东西就会送到，诸位都在受邀之列。”

坎普环顾四周，得意而满足。“你不写作了？”我问。“下班后晚上也不写了？”

“我试过，晚上太疲倦了。头两年这么干过，要是坚持写作就得饿死，而且因为心理压抑也坚持不下去。当粉刷匠挣的钱比写作多十倍。”

“你前程远大，”希尔施说，“希特勒也曾是画匠。”

坎普不屑地摆了摆手。“他是个失败的画家。我加入了工会，是正式会员。”

“你愿意一直做粉刷匠吗？”我问。

“这我还不知道，如果有朝一日需要抉择时，我会好好捉摸的。眼下的状况是，对自己取得的这一点点生活基本保障，不要再胡思乱想地质疑它。以后想不起别的事情可写，也许就写写在纽约当房屋装饰粉刷匠的经历。”

希尔施笑了。“上帝保佑你，”他说，“你得救了，坎普。”

“为什么不呢？”坎普惊奇地问。“你们认为我还应该穿上那身褐色西服吗？”他凝视着陈列橱窗，卡门突然站在了橱窗前。“我可以……”他打住说了半截的话，呆呆地望着卡门。

“太迟了，”罗伯特·希尔施说，“咖啡已经煮好了，格奥尔格。为此我贡献了自己最好的咖啡机。”

卡门走进屋。她身后跟着一个拿着个大纸箱的女人，长得像只黄雀。她是卡塔琳娜·耶利奈克，一位教授的妻子，那位教授留在了奥地利。卡塔琳娜是犹太人，她丈夫耶利奈克不是。他打发她上了路，并与她离了婚。她在维也纳已经被传讯过两次，他给了她足够的盘缠漂洋过海来美国，这样他们就分道扬镳了。她是战前经瑞士和法国来到纽约的，她身材矮小，衣衫褴褛，几乎身无分文，但意志格外坚定。她从女佣做起，后来有人发现了她做糕点的天分，就在某个后院为她弄了一处可以烘烤糕点的蜗居。为此她得跟那个为她提供了这一条件的男人睡觉，后来还得和其他进一步帮助她的人睡觉。她不抱怨，她有生活经验，知道没有什么是可以白来的。在维也纳时，她也曾必须与那位给她弄护照的冲锋队队员睡觉。她这么做了，她想在睡觉时心里想着自己的丈夫。她相信如果这么做，就不会出什么问题。可她后来什么也没想。当那位浑身是汗的冲锋队员碰她的时候，她好像变成了一部自动装置，不再是她自己。她身上的什么地方冻结了，她与身体的那部分脱了钩。她不动声色地向一个明确的目标努力：护照。她不再是耶利奈克教授夫人，二十八岁，漂亮而多愁善感；她仅仅是个必须拿到一本护照的什么人。为此不存在罪孽、厌恶或是道德，这些都是一个被遗忘了的世界的特征。她需要一本护照，这本护照用别的方法搞不到，够了！她像一位夜游者那样趟了这个世界的浑水，但却出污泥而不染。当她的小店铺生意兴隆，后来有人想娶她时，她根本不理解这个人。她离群索居，自我封闭，拼命攒钱，却又不知道攒了钱干什么，总之她自闭在自己的世界中。其实她是个温柔可亲的人，像小鸟一样无家可归。她做的各式糕点是这个城市最棒的：罂粟籽羊角饼、奶酪派、樱桃派、苹果派和凝乳派。与她的手艺相比，杰西家的糕点就显得不够专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