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订婚（第8/13页）

我想可以顺便看见芙颂。我一边在那些半醉人群的叫喊声和大笑声中挨桌寻找麦赫麦特，一边不停地和人握手。儿时每个星期三下午来家里和母亲玩牌的三个女人，好像说好了一样，都把头发染成了同样的浅棕色，依然像说好了一样，她们又同时和她们的丈夫一起向我招手，仿佛叫一个孩子似的喊道：“凯—马尔。”我和父亲的一个进口商朋友握了手，手上留下了他的香水味。这个身穿白色燕尾服，带着金色袖扣，做过美甲的人，十年后被报纸称为“让部长下台的商人”，因为他公布了那个向自己索要巨额贿赂的海关部长的受贿丑闻。他事先把一沓沓美元装在一个上面印有安泰普16风景的巴柯拉瓦17甜点盒里，然后一边招待部长享用“甜点”，一边把他们的亲密谈话用一个绑在沙发下面的录音机录了下来，随后公布了录音。父亲这个朋友的样子立刻混入了我的记忆中。一些面孔就像母亲精心贴在相册上的某些面孔一样，一方面让我觉得很熟悉，很亲近，一方面又像往常那样因为一种奇怪的不安，让我搞不清谁是谁的丈夫，或者谁是谁的妹妹。

正在那时，一个可爱的中年妇女说：“亲爱的凯末尔，你还记得六岁时向我求婚的事吗？”当我看到她十八岁的漂亮女儿时才想起她是谁。“啊，美拉尔姨妈，您女儿长得和您一模一样！”我对母亲大姨的这个小女儿说。当这位母亲说因为明天女儿要去参加高考，所以他们将提前离开时，我想到这位可爱的女士和我，以及我和她漂亮女儿之间也正好相差十二岁，我情不自禁地朝那个方向看了一眼，但我既没有在舞池里，也没有在后面的桌子上看见芙颂。人太多了。这里有一张父亲年轻时的朋友保险商沉船·居万的照片，照片上没有我的脸，只有我的一只手，那是多年后我从一个弄到希尔顿婚礼、宴会照片，家里堆满杂物的收藏家那里买来的。在这张三秒钟后拍的照片的背景上还可以看见一个银行家，随后我和他也握了手，当得知他是茜贝尔父亲的一个熟人时，我惊讶地想起，每次去伦敦的哈罗德百货商场（两次），我都看见这位银行家在若有所思地为自己挑选深色的西服套装。

我边走边和客人们合影留念。一方面我看见周围有那么多把头发染成金色的深肤色女人，那么多极为自负和富裕的男人，那么多彼此相似的领带、手表、高跟鞋和手镯，而男人们几乎留着同样的鬓角和胡子；另一方面我发现自己和这些人很熟悉并和他们分享着许多共同的回忆。我幸福地感受着面前的美好人生，带着合欢花香的无比美丽的夏日夜晚。我和土耳其的第一位欧洲小姐亲了亲脸颊。经历了两次失败婚姻的这位欧洲小姐，四十岁以后开始投身于对穷人、残疾人和孤儿的救助中，她热心参与慈善协会举办的各种募捐活动（母亲会说，“亲爱的，什么理想主义，她在拿回扣。”），也因为这个原因她每隔两个月去办公室拜访父亲一次。我和一个船主的遗孀聊了聊夜晚的美丽，她的丈夫在家庭内部的一次争吵中被子弹打中眼睛而去世，从此这个女人每次都哭着去出席家庭会议。我看见了那些日子在土耳其最受欢迎、最怪异和最大胆的专栏作家杰拉尔·萨利克（我在这里展出他写的一篇专栏文章），我带着真诚的敬意握了握他那只柔软的手。我和伊斯坦布尔第一批穆斯林富商中故世的杰夫代特先生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和孙子们一起坐着拍了一张照片。在茜贝尔的客人们的桌子上，大家正在谈论那些天所有土耳其人都在看的、星期三晚上即将结束的连续剧《亡命天涯》（李察·金布尔医生因涉嫌杀人被追捕，因为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他一直在逃、逃、逃！）。我和大家一起为连续剧的结局打了赌。

最后，我在大厅旁边的酒吧里找到了麦赫麦特，他坐在高脚椅上，正在和塔伊丰喝拉克酒，塔伊丰是我们在罗伯特私立高中时的另外一个同学。

看见我也坐下后，塔伊丰便说：“好啊，所有的新郎都在这里了……”不仅是因为重逢的喜悦，也因为“新郎”这个词所勾起的许多幸福回忆，我们三人的脸上都流露出了一种充满留恋的微笑。高中最后一年，有段时间我们三人在午休时间，会开着塔伊丰父亲给他上学用的奔驰车，去埃米尔岗山坡上一栋老帕夏宅邸里的超豪华妓院，每次我们都会和相同的三个漂亮、可爱的姑娘上床。我们带着一种极力掩饰的强烈情感对她们产生了迷恋，我们开车带她们出去玩了几次，相对于晚上和她们上床的高利贷商和喝醉的商人，姑娘们也会问我们要更少的钱。妓院的老板以前是个高级妓女，就像我们在大岛大俱乐部举办的上流社会的舞会上碰见那样，妓院老板会很礼貌地对待我们。但是在姑娘们穿着超短裙晚上抽烟看着图文小说等候顾客的大厅里，每次在中午看见穿着校服的我们时，她都会发自内心地哈哈大笑起来，然后大声叫道：“姑娘们，上学的新郎来了！”因为感觉到这会让麦赫麦特开心，所以我把话题引到了这些可爱的回忆上。我说起了一次迟到的经历。有一天，在被透过百叶窗缝隙射进来的阳光温暖的房间里，因为做爱后睡过了头，我们错过了下午的第一节课，当我们在第二节课的当中走进教室时，那个年老的女地理老师问我们：“你们为什么迟到？”我们回答说：“老师，我们复习生物了。”从此，“复习生物”的意思在我们之间就成了去妓院。我们还想起那栋老宅邸的名字叫“新月酒店—饭店”，里面的姑娘们都用花儿、叶子、月桂、玫瑰之类的假名。关于这个的原因，我们又闲聊了一阵。有一次我们是晚上去的，正当我们要和姑娘们进房间时，来了一个有名的富人和他的德国生意伙伴，为了让姑娘们给外国客人表演肚皮舞，他们敲我们的房门催着让姑娘们下去了。然后为了安慰我们，他们让我们坐在饭店里一个僻静的角落看姑娘们跳舞。我们带着无限怀念说起了当时的感受。因为知道我们已经爱上了她们，也感到今生将永远不会忘记这些经历，所以我们带着一种极大的幸福欣赏了姑娘们更多是为了迷住我们而跳的肚皮舞。在暑假我从美国回到伊斯坦布尔的那些时候，麦赫麦特和塔伊丰会告诉我他们在这些豪华妓院里看到的怪事，因为随着每个新上任的警察局长的到来，这些妓院都会被弄成另外一个样子。比如说，在色拉塞尔维大街上，有一栋七层楼的希腊人盖的旧公寓楼，因为警察每天去突袭封了某一层楼，于是姑娘们每天会在布置着同样家具的另外一层楼上等候她们的客人……在尼相塔什的某条后街上有一栋豪宅，门口的保镖会驱赶那些他们认为不够富裕的顾客和好奇者。刚才我看见走进酒店的那个奢华·谢尔敏，十二年前会开着一辆带尾巴的62式普利茅斯汽车，晚上在百乐酒店、塔克西姆广场和迪万酒店附近一会儿转几圈，一会儿停停车，为车上的两三个保养得很好又十分干净的姑娘招揽顾客。如果事先打了电话，他们甚至还会提供“上门服务”。从朋友们满怀留恋的话语中，不难看出他们在这些地方和这些姑娘在一起可以体验到更多的幸福，而这是那些因为对“贞操”的担忧而瑟瑟发抖的“正经”姑娘所无法给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