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第2/3页）

所有的这一切几乎让他恢复了习以为常的想法。如果她的单纯意味着她只关心琐事，他或许会生气和反抗，但由于她性格的线条（虽然为数不多）与她的脸庞一样被塑造得完美无瑕，她便成为了他所有古老的传统和尊严的守护神。

这些特质远不能使异国旅行变得富有生气，尽管这让她成为一个易于相处和令人愉快的旅伴。但他很快发现一旦在合适的场合，这些特质便派上了用场。他并不害怕被它们压迫，因为他对艺术和学术的追求会一如既往地在家庭圈外继续下去，圈里也不会狭小沉闷——回到妻子身边绝不像户外步行后走进一间密不透风的房间。而且当他们有了孩子，两人生活中那些空缺的角落都将被填满。

两人坐车慢慢地从梅菲尔区一路驶到卡弗莱夫人姐妹居住的南肯辛顿，他在途中一直想着这些事情。阿切尔也希望能躲避朋友的款待：为了遵守家族的传统，他一向以游人和看客的身份旅行，摆出一副高傲的态度，对其他人的存在不加留意。只有刚从哈佛大学毕业时，他与一群奇奇怪怪的欧洲化美国人在佛罗伦萨共度了愉快的几周，他们在宫殿中与有贵族头衔的女士整晚地跳舞，并跟时髦的俱乐部中游手好闲的花花公子赌博度日。虽然这样做非常有趣，但这一切就像嘉年华一样不真实。这些四海为家的女子深陷复杂的情事，认为有必要向她们见到的每一个人诉说。意气风发的年轻军官和头发花白的年长智者都是她们讨论的主角或倾诉的对象，他们与阿切尔成长中认识的人相差迥异，更像是温室里昂贵却发出恶臭的异国植物，因此无法长久吸引他。让妻子进入这样一个圈子是绝不可能的，在旅程当中，也没有任何人对他的陪伴表现出明显的渴求。

他们到达伦敦后不久便碰见了圣·奥斯特里公爵，公爵马上认出了他，热忱地说：“来找我，好吗？”——但任何明智的美国人都不会对这个建议采取行动，因此这次会面没有了下文。他们成功地避开了梅在英国的姨妈，这位银行家的妻子还住在约克郡。实际上，他们故意延迟到秋天才来伦敦，就是为了不被这些陌生的亲戚认为他们选在社交季节到来是莽撞和势利的。

“卡弗莱夫人家可能没有别人——伦敦在这个季节就像一座空城，而且你也打扮得非常美。”阿切尔对梅说。在小型马车里，穿着天鹅绒毛边天蓝色斗篷的她坐在他身边，美艳得不可方物，让她暴露在伦敦的尘垢中几乎显得很不道德。

她带着一种会被宝嘉康蒂[29]嫌恶的轻蔑回答说：“我不希望他们觉得我们打扮得像野人一样。”他再次吃惊地发现，连从未见过世面的美国女子都对高贵打扮带来的社交优势怀有虔诚的敬意。

“这是她们的铠甲，”他想，“是她们对未知情况的防卫和反抗。”他第一次明白，为什么连往头发上系丝带以取悦他都做不到的梅，却能热切地完成选择和订购整个衣柜服装这一庄重仪式。

他猜对了，卡弗莱夫人家的派对很小。除了女主人和妹妹以外，他们只在冷飕飕的狭长会客厅中看到另外一位身穿披肩的女士、她的丈夫——一名和蔼的牧师、一个卡弗莱夫人称是自己侄子的沉默寡言的年轻人和一位肤色黝黑、目光炯炯的小个子男士，卡弗莱夫人介绍说他是年轻人的教师，并说出了一个法国名字。

人们在幽暗的灯光下面容模糊，梅在人群中像夕阳下的天鹅一样游弋自如。她的丈夫发现她比以往高大、白皙，衣服的窸窣声也更响了，他感到她红润的脸色和窸窣作响正是极端幼稚害羞的表现。

“他们到底会希望我谈什么呢？”她无助的双眼恳求着他，与此同时她光彩照人的身影也给其他人带来了同样的焦虑。但即使是不自信的美丽也能唤醒男人心中的信任，牧师和那位有着法国名字的教师马上向梅表示他们愿意帮她放松下来。

虽然他们已尽力而为，但晚宴越发无趣。阿切尔注意到妻子与外国人相处时表现泰然自若的方式是不断引用地方的例子，如此一来，尽管她的美貌让人爱惜，她的对话却让对方无从应答。不久牧师便放弃了努力，但那位熟练操着流利英语的教师依然英勇地向她倾诉，直至女士们都上楼到会客厅中，众人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只喝了一杯波特酒的牧师要赶去参加一个会议，那位内向的侄子似乎是个残疾人，也被送到卧室中去。阿切尔和教师则继续坐下喝酒，阿切尔忽然发现自己正在侃侃而谈，自上次和奈德·温赛特讨论以来他便没有这样做了。原来，卡弗莱夫人的侄子患上了肺痨，不得不离开哈罗公学搬到瑞士，在气候温和的莱蒙湖畔住了两年。这名年轻的书呆子被托付给里维埃先生，后者将他带回英国，并将一直陪伴他直到来年春天他北上牛津。里维埃先生随口说起他到时需要另谋高就。

阿切尔想，他兴趣广泛、才华横溢，不可能长期找不到工作。他三十岁上下，脸型瘦削丑陋（梅肯定会说他相貌平庸），思想的碰撞让他深邃的脸上表情丰富，但他的活泼中不带一丝轻浮和卑贱。

他的父亲英年早逝，生前担任一个外交小差使，并授意儿子跟随他的步伐。但年轻人对文字怀有一腔热爱，一头扎进新闻业中，随后当上了作家（显然并不成功），并最终——他向听者省略了期间的多次尝试和跌宕——在瑞士辅导从英国来的年轻人们。然而在此之前，他一直住在巴黎，经常参加龚古尔的阁楼聚会，被莫泊桑奉劝放弃写作（对阿切尔来说这也是一种耀眼的荣誉！），并且经常与梅里美在他母亲房中交谈。显然，他一直贫困潦倒，忧心忡忡（他需要供养母亲和未婚的妹妹），他的文学追求也明显以失败告终。实际上，他在物质方面并不比奈德·温赛特好多少。但正如他所说，他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热爱思考的人不会感到精神的饥饿。也正是因为这种热爱，可怜的温赛特才几近饿死。阿切尔心有戚戚，羡慕地看着这位热切而贫穷的年轻人：他一文不名，却仍生活富足。

“你看，先生，一个人保持思想自由，不禁锢他鉴赏的能力和批判的独立，是不惜一切代价的，不是吗？因为这个原因我放弃了新闻，从事沉闷得多的工作：担任教师和私人秘书。当然，工作中有许多苦闷的差事，但我能保持自由的道德，我们在法语里称之为‘尊严’。当一个人听见精彩的对话时能加入其中，畅所欲言而不必折中，也可以静静倾听，在内心加以回答。啊，精彩的对话，这真是无与伦比，对吗？只有富有思想的生活才值得过。所以我从不后悔放弃了外交和新闻——那只是自愿放弃的两种不同形式罢了，”他又点燃了一根香烟，双眼炯炯地盯着阿切尔，“你看，先生，能够直面生活，即使只能活在阁楼中也是值得的，不是吗？但要住进阁楼终究还是需要挣足够的钱，我也承认，一辈子当私人教师——或者任何‘私人’职位——几乎和在布加勒斯特[30]担任二等秘书一样可怕。有时候我觉得必须放手一搏——好好一搏。你觉得，比如说，我在美国——在纽约能找到工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