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老天隔不了一层窗户纸（第11/14页）

“湖北派”马上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胡宗铎拍着胸脯说帮忙帮到底，还说：“鲁咏安（鲁涤平字咏安），由我与煦苍（夏威字煦苍）、翠微（叶琪字翠微）来共同对付他。芸兄（何键）可置身事外，暂作壁上观。不过湖南问题，需要你回湘后及早妥作安排。”

何键心领神会，遂安安心心地到江西萍乡就职，同时集中兵力，做好了应变倒鲁的准备。

编遣会议结束后，“李白”侦知，蒋介石已决定撤销各地的政治分会。自老蒋复出，新桂系就丧失了对中央政府的控制权，他们所唯一能依赖的合法组织是武汉政治分会，一旦政治分会被撤销，用以罢免鲁涤平的工具就没有了。

正好蒋介石此时离开南京，回到了家乡浙江奉化。新桂系决定抓住时机，先发制人。李宗仁不再回武汉，而是来往于宁沪之间。除窥伺各方面的动静外，他主要还是为了装出一副好整以暇的态度，以便在事变后，可以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在减轻责任的同时，为自己预留说话的余地。白崇禧也跟冯玉祥学，装病住进了医院。

随后，在“湖北派”的邀约下，何键到岳阳与叶琪商量倒鲁的军事配合行动。1929年2月19日，武汉政治分会作出决议，撤免鲁涤平湖南省政府主席一职，改由何键继任。鲁涤平被免职的理由和以前给程潜的罪名大同小异，说他“把持税收，‘剿匪’不力，重征盐厘，有渎军纪”。

当天晚上，胡宗铎电告何键：“汉口之约，今日实现。”

第二天，叶琪、李明瑞、杨腾辉所部按计划分路南下。何键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刻跑回自己位于湖南醴陵的部队驻防地，坐等鲁涤平下台。

北有阎锡山，南有何键，都是善于多方应付的聪明人，对事也常常会采取狡兔三窟的办法。为了防止出现鲁桂交兵，相持不下的尴尬结果，他一边借口要竟“剿匪”全功，不肯贸然登台，一边特地打电话告诉鲁涤平：“鄂方有军车南开，请预为准备。”

对鲁涤平来说，何键的两面派式预警已为时太晚——因为桂军调动极其机密，连鲁涤平派驻武汉的联络参谋事先都被完全蒙在鼓里，未能提早向长沙发送电报。等桂军的军车越过汩罗江，接近鲁部防线时，鲁涤平才接到相应报告。

叶琪此前每次来长沙，鲁涤平都把他哄得跟个大爷似的，现在突然翻脸，自己也觉得不太近人情。行军途中，他给安插于鲁涤平身边的“内线”发去急电，要此人劝鲁涤平速离长沙。“内线”给鲁涤平一讲，鲁涤平大吃一惊，赶紧让他乘专车前去与叶琪接洽，并且说他愿意自动辞职，请桂军不要开入长沙。

“内线”马上在鲁涤平的宅邸打电话，向铁路局要车，得到的回答却是铁路上军车太多，专车已开不出去。

21日，见桂军兵临长沙，鲁涤平乘坐外国轮船，由九江转赴南京，跟蒋介石、谭延闿诉苦抹眼泪去了。

在鲁涤平的部队撤退时，何键还暗为掩护，让其从容撤离湖南，以此表示自己置身事外，同时给日后与鲁涤平见面留下余地。

水浒的世界

鲁案（又称湖南事变）毫无疑问是新桂系对中央政府，也是对蒋介石权威的一次严重挑衅。武汉政治分会尽管还没有被撤销，但相关条例明确规定，这一机构无权任免该区域内的人员。桂军兵至长沙，更是违背了编遣委员会关于各部队应静候检阅，不得擅自调动的决议。

惊闻鲁案爆发，蒋介石忙从奉化赶回南京。在听鲁涤平讲述完事变的经过后，他大为气愤，认为新桂系擅自撤换中央所任命的封疆大吏，形同造反。

李宗仁自知理亏，在蒋介石返回南京的当天，即电呈南京政府，说：“虽事前并不知情，但职责所在，亦应请予处分。”之后他推托患了眼疾，跑到上海租界的医院里躲了起来。

蒋介石在南京发表的谈话中，还提到新桂系此举，“没有给谭院长留面子”。的确，看到自己的嫡系丧魂落魄地跑回南京，身为行政院长的谭延闿与蒋介石一样对新桂系极为不满。

另一个让谭延闿感到不高兴的人是何键。尽管何键在事变中给自己留了余地，可这如何能瞒得过大半辈子都在官场上厮混的谭延闿？从鲁涤平的哭诉中，谭延闿完全能够判断出何键就是倒鲁行动的主谋者之一，以及在这次事变中担当了怎样两面讨好的圆滑角色。他对人说：“何键被桂系牢笼，不能自拔，想趁此机会捞取政治资本，也是实情，但以后再想两面讨好，那是做不到的。”

鲁案后，南京政府面临着十分棘手的难题。根据法理，武汉政治分会的任免是非法的，何键当然也不能主湘，可现在的问题是木已成舟，如果对何键的新职务贸然加以否认，不仅可能使湖南局面更加陷入僵局，而且必然会将何键进一步推向新桂系一边。

正因如此，当鲁涤平手下的一些幕僚愤愤不平，纷纷对何键展开攻击时，谭延闿又选择了缄默不言。他和蒋介石商量一致的结果，还是要暂时稳住何键，以防湖南再次出现动荡。2月27日，南京中央会议做出决议，派何键暂行代理湖南省主席（不久便正式督湘）。与此同时，蒋介石将其主力部队集中至安徽境内，积极准备以武力解决盘踞在长江上游的桂军，而桂军也不甘示弱地摆出了一副决斗架势。

看到蒋介石不会轻易放过鲁案，李宗仁遂请辞国民政府委员职，白崇禧也称病请辞前敌总指挥职。

当然，这只是一种姿态，或者说是对蒋介石和南京政府进行要挟的手段。在新桂系内部，早已通过秘密带信、传发密电等方式对军事方案展开讨论。

在新桂系的三巨头中，“李白”都以军事指挥见长，偏重于攻，唯有黄绍竑以政略见长，被称为新桂系的“阴谋家”，偏重于守。黄绍竑认为不能急于同蒋介石开火，他主张把桂系主力控制在粤汉线上，必要时不惜放弃武汉和北平。这样至少可以确实控制住广东和湖南，达到进可战、退可守的目的。

白崇禧却认为黄绍竑的战略过于消极。他说如果那样的话，新桂系由广州到武汉、北平的热烘烘局面就自己垮掉了。他计划派自己在唐山的“桂系湘军”（指唐生智旧部）徐州直趋浦口，而以武汉的“桂系鄂军”（指胡宗铎、陶钧两部）顺长江东下直取南京。

白崇禧的观点得到了胡、陶的支持。李宗仁见状，便也站到了白、胡、陶一边。

“李白”不肯舍弃尺土寸地，当然是缘于对自身实力的评估，但同时也是因为得到了冯玉祥的许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