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老天隔不了一层窗户纸（第13/14页）

李济深当然不敢贸然答应，他说：“蒋先生对我素有成见，此次烦请诸位来请，更说明其中有问题。蒋先生能保证我入南京后的安全吗？”

吴稚晖立即回答：“我们来沪之前，便曾和蒋先生谈到任潮入南京后的安全问题。蒋先生表示，他以人格担保，不致使任潮失去自由，但是如果任潮不去南京，中央便一定要对武汉用兵！”

三路并进

即使有了蒋介石的“人格担保”，李宗仁也坚持不让李济深去南京——你蒋介石不是要调解吗？可以，就在上海调解好了。

他对吴稚晖说：“中央如有诚意和平解决，则在上海谈判和在南京谈判，究竟有何区别？必要时，蒋先生自己也未尝不可屈尊来沪。至于蒋先生以人格担保一层，像蒋先生这样的人，还有什么人格可言，你们又何必骗任潮去上当呢？”

吴稚晖对在上海谈判不予考虑：“只有任潮去南京，才可消弭兵祸。”

眼看蒋介石的信用得不到对方的承认，吴稚晖把自个儿都给撂上了桌：“如果蒋先生不顾人格，自食其言，我便当着蒋先生的面，在墙上碰死。”

李宗仁并不相让：“稚老，慢说你没有自杀的勇气，纵使你自杀了，战争还是免不了的。”

接下来，任吴稚晖说破了嘴，李宗仁只当是两片瓢，惹得吴稚晖暴跳如雷，跳着脚大喊：“我们不管了，我们不管了！你们有的是枪杆，你们去打好了！”

四老与二李的谈话足足持续了两天之久，第二天更是从上午十一点一直谈到半夜十二点，但结果都是不欢而散。让吴稚晖特别来气的是，李宗仁始终以李济深的保护人自居，一再阻止其赴京，这使得他真恨不能上前捶李宗仁两拳才好。

突破口还是在李济深自己身上。经常出入南京政府的钱昌照对二李有一个基本评价：李宗仁比较忠厚；李济深不仅比李宗仁更老实忠厚，而且心肠较软，容易因轻信于人而受骗上当。

李济深以前就因为相信汪精卫而吃过苦头，在吴稚晖的软硬兼施下，他的态度最后又软了下来。他告诉李宗仁：“我以国事为重，抱着跳火坑的精神，去京一行。”

李济深不顾李宗仁的劝告，从上海来到南京。最初，蒋介石倒没有像李宗仁所说的那样，立即翻脸不认人，李济深也得以与蔡元培一起，对鲁案提出调查报告。

李济深与新桂系形同一体，当然只会向着“李白”说话。这份由他主导的调查报告采取了避重就轻的办法，即以李宗仁“因公留京，事前并未与闻”为由，免去李宗仁的责任和处分。至于板子，则打在了张知本、胡宗铎等人身上。

3月1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根据蔡、李的报告，做出决议，宣布免去张知本、胡宗铎等人的职务。

鲁案到此似乎就可以了结了，但蒋介石显然对“三一三决议”并不满意。他所满意的也许只有一点，那就是李济深已身陷南京，并受到了秘密监视！

设法困住乃至于诱捕李济深，只是杨永泰各个击破策略的一部分。他的整个计划是粤、汉、津三路并进，使新桂系的“一字长蛇阵”首尾不能相顾。

杨永泰建议蒋介石：用新桂系的政敌俞作柏来拆李宗仁的台，同时让唐生智收回旧部，以进逼白崇禧。

俞作柏当年在广西与李、白、黄等人共同打天下，此人恃才傲物，自称为“广西的蒋介石”。他不但不屑白崇禧，甚至于连自己的顶头上司李宗仁都看不起，曾经对人说：“把一只狗甚至一只猫扶上树是可以的，但一头猪无论你怎么扶，它还是上不了树。”话里的“猪”隐喻的就是李宗仁。

对这样的刺头，“李白”自然难以容忍。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俞作柏感到在新桂系里站不住脚，就自动辞去本兼各职，到香港做寓公去了。

作为新桂系中最先分裂出去的头目，俞作柏虽然已无兵权，但对桂军仍有一定影响力，尤其是现任第七军第一师长李明瑞是他的表弟，两人关系非常密切。

奉蒋介石之命，杨永泰手持他的亲笔信，秘密来到香港找到俞作柏。除了那封信件外，他还向俞作柏赠送巨款，并且许诺：“如果俞将军能够活动李明瑞、杨腾辉倒桂成功，中央将委你为广西省主席，省府委员由你决定。”

钱昌照与杨永泰同为蒋介石的幕僚，然而钱昌照对杨永泰却素无好感，他认为杨永泰喜欢搞权术，不够光明磊落。事实上，钱、杨在这方面的确有很大不同。后来有一次杨永泰曾半开玩笑地对黄郛说：“乙藜（钱昌照字乙藜）真傻，蒋先生对他很信任，而他就是不在蒋先生左右安排耳目。”

归根结底，钱昌照搞的是经济，杨永泰搞的是政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自古到今，政治领域就没有完全光明一说，如果连权术都不会，充其量也就是个书生而已。

如何亲近知识界，蒋介石要靠书生钱昌照，而在如何搞阴谋诡计方面，政客杨永泰则当仁不让。

俞作柏接受了杨永泰带来的巨款，答应到南京与蒋介石会谈。在杨永泰陪同俞作柏到南京后，蒋介石立即委任俞为上将参议，并决定由杨永泰协助他到汉口，与李明瑞进行秘密接触。

新桂系在武汉的基本部队，为夏威的第七军、胡宗铎的第十九军和陶钧的第十八军。其中，第七军为桂军老部队，第十八军、第十九军都是后来收编的。

在早期的老桂军中，夏威、胡宗铎并列，称为“夏胡”，对胡宗铎当军长，大家都没有什么异议。只有陶钧是由旅长越格提拔上来的，而资历比陶钧更深，战功也更高的李明瑞等人却未能得到提拔，他们的内心自然极为不满。

而后，“李白”又搞“鄂人治鄂”，放纵胡、陶把持湖北军政大权，“夏胡”一变而为“胡、陶”，夏威反倒处于若有若无的地位。

陶钧为人骄横，升任军长后即抢得湖北收入最大的禁烟局；胡宗铎也不甘人后，将榷运局搂于怀中。两局的收入，除归入胡、陶私囊外，其余大部分留给十八军、十九军使用，导致这两支新部队的生活反优于第七军。

由于待遇不平等，在第七军中爆发了“广西人打仗，湖北人享福”的愤慨情绪，李明瑞等人向军长夏威诉苦，要求夏威向胡、陶交涉，可是夏威却采取了漠然置之的态度。

桂鄂不合，让俞作柏的汉口之行非常顺利。通过李明瑞的居中牵线，俞作柏与杨腾辉等第七军干部秘密会晤，相约时机一到，即采取共同行动。

天津策反几乎与武汉策反同时进行。唐生智的部属借着以军队代表身份出席国民党三大的机会，来南京拜见蒋介石，表示“桂系湘军”对蒋竭诚拥护，并希望中央仍派唐生智对他们进行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