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黎元洪被迫下台（第5/6页）

20日黎下令补任唐绍仪为国务总理，唐未到任前，仍由李根源代理总理。黎在天津并不能自由拍发电报，所以这些电报都派人到上海拍发。黎打算通过唐绍仪以拉拢南方，尤其是孙中山。同时和奉系、皖系合作，把国会和政府都迁到上海来。这当然是一条可行之路，当时孙中山和奉、皖两系正酝酿组织反直系的大同盟，黎现在被直系赶下了总统宝座，他当然寻求反直的各派来支持他。

李根源随黎元洪到了天津，奉派代理国务总理，有一封信给唐绍仪，正可看出黎的打算，原函如下：

“少川先生鉴：前上一函，度承惠察。总统之意。俟国会政府移至南方，即将大政交院摄行。遇有重要事宜，仍愿负责主持。至于大位问题，宜从根本上着想，不当使军人干位之事，再行发现。最好为一劳永逸之计，将总统制改为委员制，依照瑞士成法云云。闻南方政见多歧，先生主持其间，定有良策。总统嘱以此意录呈，以备参考。伏维鉴纳！总统不久即可至沪，正式组织政府。惟请我公全权主持，务乞大力先期筹备。专此敬请勋安！李根源敬启，六月二十日。

再根源素怀关于立国根本大计数事。并附呈：（一）总统选举，不专属之国会，须要各省省议会各法团共之。（二）现役军人不得当选总统，必退役二年以上，始得当选。（三）总统不得连任。（四）促进国宪，并分订省宪。（五）厉行裁兵，全国常备兵额，不得超过三十万人。（六）首都驻兵二万人，由各省区分配轮流派遣。”

黎还有一个计划，拟任命段琪瑞为讨逆军总司令兼第一路司令，张作霖为第二路司令，卢永祥为第三路司令，并以自己的同乡亲信陈宦为参谋长。可是息隐天津的段祺瑞对黎这个计划嗤之以鼻，他冷笑说，讨“逆”我不会自己讨，要你姓黎的给我命令？真是笑话。黎听说段不肯屈就，又想改任张作霖为讨逆军总司令，阎锡山和卢永祥为副司令。可是张、阎、卢都表示得很冷淡。他这次上台完全是直系捧出来的，现在被直系一脚踢下台来才想求助于人，大家对这个赤手空拳、无兵无将的空头总统，根本不屑一顾。

黎曾向银行抵借12万元，在天津成立“国会议员招待所”。这笔钱很快就用光，少数受他招待到天津的议员又纷纷回到北京去了。

黎在天津仍俨然以总统自居，他经常有公函送给外交团的领袖公使、葡萄牙公使符礼德，说这样说那样，符礼德开始还把他的公函当作一回事，随时照译照转，后来见黎的文件越来越多，而且大多是古色古香，佶屈聱牙的骈体文，而外交团的华文秘书也没有熟读《佩文韵府》，很难体会，因此符礼德便在外交团的联席会议上声明，黎的文件没有照转必要，以后都不转发了。

张绍曾看见各方攻击摄政内阁是个群龙无首的内阁，因此又想回到北京复职，但是王承斌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通电反对他复职，他只好走向黎元洪同一命运。

黎元洪在天津四处碰壁，因此决心南下，他的左右，如姚震、李思浩、陈宦等均赞成黎去上海，息隐天津的段祺瑞也表赞同。不过到上海，不能不看浙江军务督办卢永祥和淞沪护军使何丰林的态度，这两人一直未表示迎黎南下，黎觉得要等卢、何态度明朗殊不容易，决心置之不顾，乃秘密搭乘日轮长府丸，偕李根源、陈宦、庄景珂和日本医生二人南下，于9月11日（12年）抵沪，下榻法租界杜美路26号，当晚即在寓邸邀请唐绍仪、章炳麟、李根源、褚辅成、章士钊、陈宦、饶汉祥、郑万瞻、焦易堂等密商。会后发出一道通电云：

“元洪忝受国民付托，待罪公仆，德薄能鲜，致有六月十三日之祸。惟念纪纲不可不立，责任不可不尽，业于九月十一日到沪，勉从国人之后，力图靖献，谨此奉闻。”

又有致广州孙中山电云：

“（上半段与前电同）……我公昔在清季，与元洪共开草昧，休戚与共，惟望共伸正义，解决时局，海天南望，伫候教言。”

9月12日黎在寓邸招待新闻记者，发表书面谈话如下：

“余在国会未曾有正当解释任期之前，总统地位，当然存在。余在京因不能自由行使职权而移津，然天津依然为暴力所包围，乃不得不转而至沪。上海为舆论中心，政治策源地，故余来深欲征取各方意旨，并将中心所怀，报告于众，使各方公判，而求妥善解决之道。连年兵祸，国民已创深痛钜，余素主和平，寻求国是之解决，雅不欲诉诸武力。余对于总统之位，毫无恋栈之意，亦无作下届总统之野心，惟进退授受，当遵法定手续。今法纪荡然，长此混乱，国何以立？余故不惮跋涉而来沪，求各派人士之合作，以维法律而整纲纪。故余南来之宗旨，一言以蔽之曰：维持法律，整饬纪纲而已。至现在北京之摄阁，毫无法律根据，今合法内阁之总理为唐绍仪，仍有施行政事之权力，沪上之国会，为主张正义而来，彼开会时，余当出席报告，请其维持法纪而固国本。余之行动一遵民意，而以法律为根据，如有能整饬纪纲，维持法律者，余即当按法定手续以政权相授，决不迟疑恋栈也。”

中外各报对黎元洪的南下，反应并不热烈，没有当做一件大新闻，而黎的谈话也没有引起人的大兴趣，黎元洪抵沪后的第一炮完全不响。

黎元洪被直系捧上总统位子，并没有得到奉系、皖系以及国民党和西南方面的同意，他们都是反对黎上台的，所以黎在第二次总统任内，西南根本不承认黎的地位，浙江也宣言自主，在未统一前，不服从中央。所以黎的南下，他们不曾热烈欢迎，加上黎未到上海，就盛传江苏的齐燮元将与浙江的卢永祥发生军事冲突。齐是直系健将，卢是皖系的唯一实力人物，他们要冲突是极可能的。江浙两省对于战争的威胁极为敏感，所以两省的士绅如张一麐、张謇等发起《江浙和平公约》，分别请苏浙军民当局和浙沪护军使签字，以资信守。黎到上海时，这个和平公约刚好签署，其中规定：“对于两省境内保持和平，凡足以引起军事行动之政治运动，双方须避免之。”

江浙人士认为黎元洪在上海组织政府，将使和平局势受到破坏，所以张謇就去见黎，力言江浙和平关系重大，希望不要轻举妄动。意思是反对黎在上海活动。

9月13日黎在杜美路寓所召集全国性的会议，邀请广东代表汪兆铭、浙江代表邓汉祥、奉天代表杨毓珣、云南代表陈维庚、贵州代表李雁宾、四川代表费行简、赵铁桥、湖南代表钟才宏参加，商量筹组一个全国性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