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康有为一生中唯一一次起义为何失败？

梁启超利用兴中会在檀香山筹得巨款

当康有为去加拿大创办保皇会之后，梁启超留在了日本办报。梁启超是见过孙文的，康先生不在身边，梁启超就经常往孙先生那里走动走动，接受“革命的教育”。头脑发热的时候，梁启超甚至给康有为写过一封信，规劝师父倒向革命。梁启超的意思是：皇上虽然对师父您有“知遇之恩”，但目前看来似乎只有革命才是出路，我们可以加入革命队伍，只要不杀皇上就可以了嘛；等革命成功后，皇上不是一样可以竞选“总统”吗？ 可想而知，康有为看到这封信是什么感受。他特意派专人到日本给梁启超“反洗脑”：你最好老实一点，不要和“行者”（指孙文）搅在一起，不然我就要断了你的资金；革什么命，你不想想，没有咱保皇公司赚钱，你就得喝西北风！ 康有为还是康有为，他知道自己山高皇帝远，是很难控制住梁启超的。为了釜底抽薪，他干脆来了一招绝的——派梁启超去孙文的老根据地檀香山筹款！ 师父的命令，梁启超不得不执行。临行之前，他找到孙文说：虽然我师父不同意我们两派合作，但我一定会克服困难，最终会争取把两派撮合的！ 孙文听后大喜，觉得这个“小梁”还是可以争取的对象。于是孙文立即向孙眉和檀香山兴中会写了介绍信，请他们好好招待梁启超，为他的工作提供便利。 拿着介绍信，梁启超很快在人生地不熟的檀香山站稳了脚跟，他还一度住进了孙眉的家里，成为孙眉孩子的老师，也认识了很多华侨，然后——梁启超全心全意地为保皇会筹款。 事实证明，“保皇”的旗号比“革命”要受欢迎多了。许多檀香山兴中会的元老都脱离会籍，投入这笔更大的“生意”，甚至连孙眉都要加入。短短的时间内，梁启超打着保皇会的名号筹到了不少的钱款。而被挖了墙脚之后，檀香山兴中会靠剩余寥寥无几的会员就更筹不到钱了，因为华侨们的募捐市场也是有限的，现在来了两个宗旨不同但目标市场相同的竞争对手，只能是此消彼长。 不得不说，梁启超实在是一个极为出色的“业务员”，短短半年多的时间里，他就以那两封介绍信打天下，筹了近十万的款项！这是以前在这里筹过款的孙文万万不能相信的。而此时的梁启超也早把“撮合两派”的工作忘到脑后了。别人要问起，他就说：我这是名为保皇，实为革命嘛！见到果然如康有为所说，“保皇”在筹款市场的前景更好，梁启超干脆又给孙文写了一封信，劝告孙文“倒向”保皇：古人说的，虽有智慧，不如顺应时代潮流，我觉得您也应该稍微变通一下，只要我们都是为了推翻慈禧，您以皇上为“总统”闹革命不也是一样吗？ 孙文接到这封信后简直鼻子也气歪了，当场把梁启超骂了一通。孙文伤心的其实并不只是被挖走了地盘，他更伤心的是原来看错了人——即使梁启超真的倒向“革命”，他也并不适合“革命”，因为他并不具备一个革命者的素质。 和那位似乎从不改变的康有为相比，梁启超一生多变，反复无常。这与年龄没有关系，只与性格和阅历有关系。1896年甲午战后，23岁的梁启超以文章崭露头角时，各方前辈都喜爱这样的“好苗子”，浙江钱塘县知县吴小村却建议梁启超“不要急，慢慢来”。他准备在西湖边给梁启超找个好地方，给他买上一堆书，再请上英语、德语老师各一人，把梁启超“关”上五年。吴小村的意思是，梁启超还很年轻，其实还只是一个有灵气的书生，应该先专注于学问，把基础打牢，形成稳定的知识结构和见识，现在让他一头扎进社会去搞政治活动很可能会害了他，到时候学问家和政治家都当不好；但康有为和湖南官员黄遵宪都认为“国势危急，时不我待”，坚持让梁启超出来搞政治活动。吴小村和黄遵宪二人争论了近半年，最终还是黄遵宪在康有为的支持下获胜。梁启超被安排去长沙时务学堂担任总教习，直至后来参与戊戌变法。但梁启超在本质上还是一个书生，他所谓的“以今日之我战昨日之我”用于追求学问还可以，但政治家不是这样的。政治家确实需要“顺应大势”，但更需要有一种“不做则已，做则决绝”的坚持，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核心资源和优劣势有清醒的认识，知道什么是不可以放弃的；否则，表面上处处跟上“形势”，实际上处处错失“形势”，这正是梁启超所缺乏的。 见到梁启超不负所望，回心转意，康有为就十分高兴了。为了勤王起义，康有为特地制订了一个“两头鼓动”的策略。 在海外，他鼓动华侨们：保皇会在内地“已拥兵七十万”，实力强劲，现在就差军饷了，希望大家踊跃捐款，将来完成一举勤王成功，皇上一定不会亏待大家！ 在大清国内，康有为的人放风：我们保皇会已经在海外“筹得巨款”，现在就差军队了，希望你们踊跃参加勤王军队，皇上将来会重用大家！ 看来康有为这个人才是真正的“大炮”，但这种效果是奇好的，特别是在筹款方面，成绩骄人。到1900年下半年时，加上梁启超在檀香山近十万的筹款，保皇会总共筹得款项约三十万。康有为手里有钱了，那么接下来就是解决兵的问题。 兵的问题其实比钱更难解决，这毕竟是要冒着杀头大罪的。不过这也难不倒雄心勃勃的康有为，他制定了一个“朝野同时发难，粤、湘、鄂并举”的大手笔计划。所谓“朝野同时发难”，就是同时策反朝廷将领。看来当年策反袁世凯失败后，康有为对向朝廷挖墙脚仍然有孜孜不倦的追求，这次的目标是有“北袁南岑”之称的武将岑春煊。

有“异志”的岑春煊为何最终没被康有为策反？

岑春煊，广西人，父亲曾经是云贵总督，负责平叛边疆之乱，杀人如麻。岑春煊自小在父亲军中长大，性格强硬，更重要的是，此人思想开明，当年曾经加入康有为的强学会。戊戌变法时期，光绪想抓军权时，首先想到的是岑春煊，然后才是袁世凯。光绪任命岑春煊为广东布政使，去对付后党中坚分子两广总督谭钟麟，等到慈禧重返权力一线，岑春煊自然要遇冷了，被发配到甘肃当布政使。康有为认为，岑春煊受过光绪的提拔，现在又受慈禧冷落，是可以被策反的对象，保皇会方面也一直在与岑春煊秘密联络。 1900年6月，北方的义和团运动终于引发了八国联军之战，慈禧慌忙命令各地督抚星夜带兵进京救驾。慈禧原本是对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实力派寄予厚望的，而结果我们知道了，这些大佬们并没有执行慈禧的命令，而是忙着与洋人“东南互保”，保存实力。 不过，当旨意传到连慈禧都没有注意的甘肃时，情况却发生了变法。岑春煊决定：单独带兵进京！ 岑春煊是布政使，他是没有兵权的，手头也无兵马，岑春煊只好向陕甘总督“借”了将近2000人的军队，千里迢迢从甘肃前去救驾。岑春煊十分积极，先带了几十人赶到了北京。慈禧听说有个人大老远地从西北跑来“救驾”，却只带了几十人来，哭笑不得。面奏时，岑春煊表示，他这支部队战斗力不强，不能当迎战八国联军的前锋，只能当后卫。慈禧大概觉得2000人也办不了什么事情，于是命令岑春煊去张家口等他的后续部队，然后原地驻防，说是防备北面的俄军。 下完这道命令之后，慈禧就把岑春煊和这件事情都给忘了。8月15日，北京城破，慈禧带着光绪向西北方向仓皇逃窜，很凑巧，岑春煊的军队就驻扎在慈禧出逃的方向！岑春煊知道，他的机会要来了，于是他立即带上他那2000兵主动追上慈禧护驾。此时的慈禧十分狼狈，要兵没兵，要将没将，看到岑春煊和他2000人前来护驾——虽然这个人曾经受过光绪的重用，但现在慈禧没有选择，只能选择相信他。慈禧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时间感动老泪纵横，与岑春煊“对之痛哭”。 接下来，岑春煊对慈禧表现得忠心耿耿，漫漫逃亡之路上，他又把慈禧给惹哭了一次。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一天晚上，慈禧和光绪好不容易找到间破庙安歇下来，半夜，慈禧突然从噩梦中惊醒，大声惊呼，逃亡又不比在皇宫，大家都各自找好地方去睡了，侍卫也不见了踪影，正当慈禧惊慌不已的时候，突然听到一个声音从庙外传来： “臣春煊在此保驾！” 了解这一切之后，慈禧又对着岑春煊哭了。最高权力者原本对单独带着武器接近的人都有天然的警觉，但此时的慈禧仍然没有选择，只能相信岑春煊是在忠心护卫，并且要肯定这种忠心。于是慈禧边哭边当着岑春煊的面立发下重誓：若得复国，必无敢忘德也！ 慈禧并不知道，杀机一直没有离开她，但她只能相信岑春煊。当初慈禧命令的是各督抚带兵进京，岑春煊是布政使，原本是没有执行这项命令的义务和权力的，他“借兵”进京，实际上是越权。在这个朝廷里，从来都是马马虎虎就正常，而事出反常必有妖。对于岑春煊来说，他同样没有与洋人签“互保”协议的权限，京城局势危急，慈禧着急，就是他的机会。带兵进京，最大程度地去接近最高领导，而慈禧出逃之后，岑春煊的军队几乎是能够接近和环绕慈禧的唯一武装力量！ 在对慈禧“忠心耿耿”的背后，岑春煊正是在做着不赔本的两手准备——要么真心护驾，重新获得慈禧的信任，从冷遇中走出来；要么严密监视慈禧身边局势，寻找机会勤王。具体计划是：先力谏慈禧归政光绪，如慈禧坚决不肯，就用手中的军队控制慈禧；此时，康有为也会在海外遥控发动勤王起义，共同奉光绪皇上回京，与八国联军谈判，签下和约；只要八国联军不反对，大清的政权就会落入光绪和岑春煊这伙人的手中！（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 逃亡队伍到达山西太原后，幕僚张鸣岐正式向岑春煊提出了这个勤王计划，请岑春煊定夺。岑春煊“词穷而不语”，实际上岑春煊在审时度势之后，他已经彻底明白：勤王是不可能了。 掌控着慈禧身边的武装力量，对于制住慈禧，岑春煊还是有信心的，但问题的关键却并不在于能否制得住慈禧，关键恰恰在那些没来“救驾”的李、张、刘等这些地方大佬身上。他们与洋人的“东南互保”进行很顺利，手中的兵力和实力没有受到丁点儿损害。既然这些大佬们还有强大实力，那么他们是绝对不会让岑春煊夺走最大权力蛋糕的。可想而知，只要岑春煊开始行动，大佬们一定会共同起兵向岑春煊发难，就会真的带兵为慈禧“救驾”。到那时候，岑春煊就是被天下诛之而后快的“国贼”，抓权不成，反而有性命之忧。至于实力最强的八国联军，他们一直和这些大佬们的关系比较好，必然不会去保岑春煊。 岑春煊注定要让康有为失望了。康有为曾经寄希望于岑春煊把对光绪的道义和报恩坚持到底，但对于岑春煊来说，情况不是这样的。他也是一个官场人物，光绪确实提拔过他，但要说提拔，谁又有慈禧提拔的权限大呢？怪只怪光绪在戊戌变法中没有抓住大权。岑春煊从此收起了勤王野心，“忠心”侍奉慈禧，后来果然被慈禧提拔为署理（代理）两广总督。 康有为对岑春煊的“侥幸心理”熄灭了，不过，康有为这么精明的人，他自然不会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一个人身上。在试图策反岑春煊的同时，他还有很多的备选。最具代表性的人是唐景崧和丘逢甲，他们的势力主要在两广一带，这也是康有为“粤湘鄂并举”中“粤”的一环。 唐景崧，大家见到这个名字一定不会陌生。没错，他就是甲午战争中的台湾巡抚。他原籍广西，还是岑春煊家的世交，跟岑春煊和康有为很早就认识。丘逢甲是台湾本地人，日军攻占台湾，唐景崧和丘逢甲曾奋力组织人马抵抗，失败后双双渡海来到福建和广东一带。康有为知道他们在闽粤一带是很具有声望和号召力的，缺的只是钱，于是康有为就给他们钱。据统计，康有为手中约30万的筹款，他只给自己留下3万，其余27万都用于发展两广势力——很显然，很大部分应该都给了这两个人。康有为还向唐景崧承诺，只要他能在收买好帮会分子，成功组建起两广勤王军，发动起义，就封唐景崧为“前方大帅”，率军北上，“破长沙、武昌，捣中原”！ 康有为为什么对两广如此重视呢？这自然因为他原本就是广东人，康有为还是很有乡土观念的。其实孙文也不例外，自从广州起义之后，他的兴中会已经在这里深耕细作了五年，康有为此举相当于来抢兴中会的地盘。不过，那些帮会分子是只认钱的，管它是保皇还是革命，谁给钱多就跟着谁走。看来康有为还是有把握的。 而结果又要让康有为大失所望了，他在这里花了最多的钱，也找了两个得力的人，两广勤王军却始终连影儿都没有。这就奇怪了，当初孙文没钱没势，好歹还能凑成一帮人，现在康有为财大势大，却反而组不成一支队伍？难道是那些帮会分子突然不爱钱了？ 原因只有一个：唐景崧和丘逢甲在两广要收买的那些帮会分子，基本都被一个人杀掉了。他就是李鸿章。 后面我们会讲到，在康有为秘密运作勤王起义的同时，慈禧对康有为的仇恨也达到了顶点。1899年底，李鸿章被起用为两广总督时，身上还有“除康”的密旨。针对唐景崧和丘逢甲的行动，李鸿章大人在广东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打黑”活动，对象自然就是和唐、丘接触的帮会分子。短短半年的时间里，李鸿章在这场“打黑”中究竟杀掉了多少人，这已经很难统计了，有的说是几百，有的说是成千上万，更有的说是五万，平均每月要杀掉近一万人（《瓦德西拳乱笔记》）。准确数字虽然无法统计，但李大人的“打黑”无疑是很有效果的，两广勤王军就这样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康有为实在是不走运，他原以为竞争对手是兴中会，闹了半天，却碰在了李鸿章的刀口上。其实在准备勤王起义的过程中，“改革派”的所有大臣都是康有为争取的目标，只有两个人例外。一个是袁世凯，这是在戊戌变法时就结下的梁子；另外一个就是李鸿章，就是在这场“打黑”中结下的梁子。李大人没有想到，他阻截了康有为组建两广勤王军，也间接阻截了康有为在两广抢占孙文兴中会的“地盘”，也为接下来孙文发动惠州起义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李大人也许万万没有想到，对于革命派的起义，他还有一份间接的功劳。 而康有为也并不知道，除了李鸿章，还有一群人在秘密监视着唐景崧和丘逢甲，他们就是日军派出的间谍。事实上自从《马关条约》签署，日本占据台湾之后，台湾原住民的抗日斗争从未停止，驻台日军一面派重兵“围剿”，一面派间谍监视来到内地的唐景崧、丘逢甲等人，以阻止他们暗中支援原住民。当康有为想通过唐、丘组建勤王起义军时，实际上也已经踏入了日本人的雷区。日本人是不会坐视抗日派的势力坐大的，如果不是李大人先动手，估计日本人也会想办法破坏组建勤王军的行动。 继策反岑春煊失败之后，康有为在两广地区的活动也失败了，接下来就只剩下计划中的两湖地区（湘、鄂）。在这里，康有为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因为他找到了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唐才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