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从保路运动到武昌起义

载沣为何支持铁路干线国有？

作为主管大清铁路、电报等产业的邮传大臣，盛宣怀给载泽出的主意正是：把地方官府修筑铁路干线的权力收回朝廷所有，把各地已经成立的商办铁路公司变为国有，简称“干线国有”。 这项政策其实从慈禧去世的前两年（1906年）就开始酝酿了，却一直没有真正执行，因为它一直遭到地方官府的抵制。 一直以来，像铁路、电报、航运等暴利行业，大清都是以“国家”的名义垄断，从来没有真正地向市场开放，从来不允许民间的百姓们来投资赚钱，只能让朝廷自己当总包工头，这些企业就是“官企”。需要注意的是，“官企”其实并不是天然的暴利，只是由于垄断，就造成了暴利。但暴利是暴利，“国家”却并没有从中真正获得多少好处。 《泰晤士报》驻北京莫理循就曾报道：英国每年从他的内陆电报中取净利润2500万两，可是大清的人口比英国多十倍，电报收费也比英国贵（例如从北京发16个字的电报到天津，收费3.2美元），大清国却从电报业中得不到一点利润；利润都被管理电报业的当权者榨取一空。 于是乎，“官企”对外普遍只公布营业额，很少公布利润。公开的营业额逐年增长，暗地里的利润却很可能逐年下降甚至亏空，还要反过来伸手向“国家”要钱以填补亏空。即使有一两家利润丰厚的，管理这些“官企”的人也不会把利润用于企业的扩大再生产，而是几乎都投向了当铺和房地产等来钱更快的产业，进行投机赚钱。这就不奇怪大清洋务运动多年，“官企”中仍然没有一家能拿得出手的像样企业。 现在我们知道了：大清的“官企”，它不是属于大清国的，更不是属于大清百姓的，它其实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私企”，是皇亲贵族和权贵们的私企。他们打着“国家”的旗号，霸占着这些企业，成为他们的提款机和洗钱工具。最后，朝廷也没有这么多银子来填补亏空，不得不向列强借款——引进外资，比如向外资银行借款修筑铁路。而外资银行自然也不会来个“无抵押贷款”，他们需要朝廷以铁路的经营权甚至铁路沿线的采矿权作为抵押，这自然又引发了爱国人士的不满。 没办法，朝廷只好把由“官企”垄断的部分行业的经营权，由朝廷下放到地方官府，由地方官府向民间资本集资，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称之为官督商办或者商办。“官”之外总算有了一个“商”，看上去是进步了。 在盛宣怀提出这个主意之前，大清的铁路修筑从官办到引进外资再到官督商办和商办，已经在所有模式里做了一个全套。全国最重要的两条干线铁路是广州至武昌的粤汉铁路，以及成都至汉口的川汉铁路。由广东、湖南、湖北以及四川四省官府组建商办的铁路公司，吸引老百姓以出钱入股的方式持有铁路股票，并且不再引进外资，宣称这两条干线铁路光荣地成为了“爱国之路”“完全由清国人自己修的铁路”。 但问题是这四个省向老百姓集了不少资，铁路却基本没修成。比如在粤汉铁路沿线，参与投资的华侨们气愤地发现，工地上到处露天堆放着成堆的铁轨、枕木，任其日晒雨淋，生锈腐烂，没人去管；而在川汉铁路，开工一年半，花了400多万两银子，总共只修通了30多里。汉川铁路本来还请来了著名的詹天佑，可是詹天佑也没有办法，他只能解决技术问题而非官场问题。当他批评一个项目负责人不认真时，这位不知是哪位大官安插进来的小老爷竟然连理都不理詹天佑，径自离开去办理私事去了，詹天佑被气得目瞪口呆。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这里没有可依靠之人，却还要把他们当作是善良的同僚，只要我一得到自由，我就要另谋他职。四川的路，那是修不通的！ 对于百姓投资者来说，当初花银子是为了投资修铁路的；铁路不修，从投资的角度来说，四省铁路公司股票的价值每天都在贬值，在市面上已经全部跌到票面价以下了。比如兄弟你之前受了“火车一响，黄金万两”的鼓动，狠心花1两银子买了一股，现在要在市场转卖出去，对方只能出半两，甚至连半两都不愿意出。 大家总算是明白了，所谓的官督商办和商办，其实还是没有“商”的，对于资源和市场，朝廷从来没有真正地放开过，只是换了一个手段来管控。商办绝不是在商言商，而是在商言政，没有官老爷点头，商民必不敢办，它的本质是在官府垄断资源的情况下，以这个资源为诱饵，诱骗民间资本进行投入。最终在这些企业里“选举”出来的总理、总办以及任命的各级办事员等等，既不是代表民间股东的利益，也不是代表“国家”的利益，仍然是朝廷或者地方上的各路神仙通过各种途径安插进来的利益代言人。这些人自然也是标准的官僚，每天领着数目可观的薪水混日子，从来不会真正关心本职工作，继续当好权贵们的提款机和洗钱工具。 号称把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商办”的朝廷仍然变着法子掌控着资源和市场，这就没办法从根本上改变官本位的问题了。大清的官场和社会向来都是大家都“往上看”，恨不得把眼睛睁着铜铃一样大，最终的结果是有什么样的官，就有什么样的民。只要官场一腐败，便是全民腐败，让原本还在逐渐与商业规则接轨的“商”，也不幸沾上了“官”的毛病，整个商场和民间也学会用官场的方法来办事。 百姓投资者们欲哭无泪。当初之所以投资，是相信投资铁路这样的“国家工程”，回报应该丰厚有保障；现在才发现，想通过与官府做生意发财，那真是一个大坑啊！所以他们只有一个想法：想办法出让股份，爬出坑去，再也不与官府做生意了。他们不仅对四省的地方官府失去了信心，对整个大清朝廷也失去了信心。很显然，在一个官员们需要时刻“往上看”的体制里，如果地方上大面积贪腐，朝廷里却纯洁得像朵白莲花，那也是不可能的。正是因为开展洋务运动多年，大清的子民视野也开阔了，逐渐看清了大清整个官僚系统的流氓本色。地方上假公济私，难道朝廷里不是假公济私！ 了解了百姓投资者的这种心态，这就很好理解地方官府和载沣的态度了。对于地方官府来说，他们好不容易把这些百姓投资者拉上了贼船，让大小官员有了中饱私囊的机会，怎么会轻易放弃这个打着“商办”旗号的发财机会呢？ 而对于载沣来说，“干线国有”之后，又回到了“官办”，自然也要去重新引入外资，因为朝廷是没有钱修路的。这看上去只是绕了一圈又回到了过去的老路上，但对载沣的意义是不同的。他的“官办”，就是起用自己人去办，把四省的商办铁路公司变成“国有”，其实就是变成载沣这个利益集团的所有。只要有了修路权，掌握了这些已经成立的商办铁路公司，就能以“国家”的名义从外国银行中贷到款，不仅可以牢牢把控这部分资金，其中涉及的回扣、大小官位的出售等等，都可以由载沣集团来主导了。这等于打着“国家”的旗号光明正大地夺走地方官府的机会——公款、私款、黑钱都让载沣集团一把给捋了回来。这就是有了修路权，就把控住了钱袋子。所谓“火车一响，黄金万两”，这句话的关键点只是，万两黄金由谁出？谁来管？怎么管？ 当然，民间投资者对地方官府怨声载道，只想早日脱身的状态，他也是了解的。只是载沣还相信“大清国”这块金字招牌，他认为把原本的商办铁路公司变为国有企业，让百姓投资者变为国家股东，一定会受到百姓投资者欢迎的。这一定是一项大受欢迎的“民心工程”！ 以如何修铁路为代表，大清的经济体制改革陷入了“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之中，和政治体制改革一样，也到了必须要作出根本性的变革的时候。其实载沣也清楚，只要没有真正地放权，就是假改革，现在需要的是真正地商办、真正地市场化，但这又是需要和政治体制改革中的立宪相互配套的。既然在政改领域，载沣不能也不想真正地立宪，那么在经改领域，自然也要为了祖宗的江山，打着“国家”“民心”的旗号光明正大地“向后转”，把“干线国有”上升到保江山的高度。载沣对实施这项政策的信念是坚定的，态度是强硬的。 只是载沣并不知道，一切都还回得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