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袁世凯出山，为何只能抛弃大清，接受共和？

袁世凯出山，巩固北方局势

武昌兵变的消息传到了北京，载沣突然发现一个尴尬的问题：朝廷有能力迅速平叛的，除了已经在慈禧时代被开缺的岑春煊，那就是袁世凯了，而袁世凯恰恰就是被他载沣自己给开缺的！ 没办法，还是先用满人比较保险，载沣命陆军大臣廕昌率军南下平叛。可是谁都知道，只有袁世凯才是最合适的人选，以奕劻为首的内阁官员纷纷要求起用袁世凯。列强虽然声明对武昌兵变“恪守中立”，既不支持革命新军，也不支持朝廷，但他们却支持袁世凯，要求朝廷迅速起用袁世凯，稳定大局。 在这些人的眼里，袁世凯成为了唯一能够稳定大局的人。一个在三年前就被开缺的落魄赋闲的官僚竟有如此大的影响力，这应该是大清以来极其罕见的。 众人越是力推袁世凯，载沣就越是痛苦，也极为不甘心。这相当于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可是他已经没有了其他选择。10月14日，载沣终于发布上谕，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 兄弟你没看错，就是湖广总督。袁世凯三年前被开缺时，他还是军机大臣，虽然现在军机处已经裁撤了，但袁世凯连内阁都没得进，一个小小的湖广总督能让他带着千恩万谢赶到武昌去？看来在载沣眼里，这场兵变还只是湖北一地之事，平息了湖北，一切就万事大吉了，到时候别的地方再有兵变就不关袁世凯什么事了，袁世凯也无权统一指挥和处理。 见到这位年轻的摄政王还是这个心胸和格局，袁世凯笑了，他婉拒了这道命令。他并不是抗拒出山，只是于公于私都不能就这样出山。他已经给自己定下了出山的原则：一定要有实权。是啊，有了实权，才能成功平叛，有了实权，将来也才能成功自保——一旦出山，就不再是民而是官了，载沣有的是机会和借口卸磨杀驴。 袁世凯不来，载沣也很生气，可是半月之内，湖南、陕西新军陆续兵变，宣告独立，连锁反应眼看就要蔓延开来，载沣坐不住了。10月27日，他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为平叛调往前线的海陆各军，朝廷不为遥制，并拨出白银一百万两为军费。 袁世凯终于可以出山了。三天后（10月30日），袁世凯离开河南，率领他当年的嫡系北洋新军南下平叛。袁世凯毕竟是袁世凯，11月1日就指挥部将冯国璋攻下了汉口，给了黎元洪一个下马威。 但此时袁世凯最担心的并不在湖北前线，恰恰是他的后方——京畿。 三年前开缺袁世凯之后，载沣大人并没有就此罢休，而是继续进行下一步——清除袁世凯在北洋新军中的势力。为了排挤掉袁世凯的嫡系，载沣大肆提拔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军校生作为新军的领导。比如号称“士官三杰”的吴禄贞、张绍曾和蓝天蔚，这三位分别出任第6镇镇统（此时驻扎保定）、第20镇镇统（此时驻扎直隶滦州，今属河北唐山）以及第二混成协协统（此时驻扎奉天，今沈阳），另外还有阎锡山出任山西新军标统（相当于团长）。这些人都是从日本留学回来，并不属于袁世凯的班底，自然不会忠于袁世凯。不过，载沣也万万没有想到，这四人在留日时受到革命的影响，早已先后加入同盟会。武昌兵变后，以吴禄贞为核心，四人开始密谋：也在北方来一场兵变，联手推翻朝廷！ 10月29日，就在袁世凯赶往湖北前线的同时，张绍曾、蓝天蔚先出手，联络一批将领联合向朝廷通电，要求以真正的立宪改革平息即将在全国蔓延开来的独立风潮，史称滦州兵谏。同一天，阎锡山在太原发动新军兵变，宣告山西独立，阎大人自任山西军政府都督。他们的配合还真是天衣无缝。 山西独立对朝廷的震慑是可想而知的，它距离京城的铁路车程仅在半日之内，这已经快乱到眼皮底下来了。第二天（10月30日），载沣连发数道上谕，同意滦州兵谏的要求，宣布从即日起废止“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组织责任内阁，推行宪政；赦免政治犯（汪精卫由此出狱），几天后又宣布开放党禁，准许大清国民按法律自由组党。 为了对付闹独立的阎锡山，载沣任命吴禄贞为署理山西巡抚，令他率领新军就近前往山西平叛。此时的吴禄贞也无所顾忌了，他竟然截住了朝廷给在湖北前线的袁世凯运去的军火，并且和阎锡山秘密会面。吴禄贞告诉阎锡山：朝廷任命我为山西巡抚，是想让我和你抢地盘，但我是绝对不会上当的；我们应该趁着袁世凯正在湖北前线，朝廷后方空虚之际，组成联军，由我亲自率领，再联合张绍曾和蓝天蔚，从保定、滦州、奉天三个方向围攻北京，同时找机会除掉袁世凯，一举夺下大清政权！ 四位新军将领的具体兵变计划正式达成了，然而吴禄贞并不知道，他的背后也有一双双眼睛在盯着他。11月7日，正准备按原计划起事的吴禄贞被人枪杀，行凶者正是他的部下，那么，凶手背后还有没有主谋？有人认为是朝廷或者袁世凯，毕竟吴禄贞的军中有朝廷或者袁世凯的几个眼线也是正常。而从种种情况来看，朝廷的嫌疑最大，反正吴禄贞这个主心骨一死，其余三人也闹不起来了，朝廷暂时避免了灭顶之灾。要不然等袁世凯辛辛苦苦在南方平了叛，京城里都已经改朝换代了。 吴禄贞事件让袁世凯意识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在武昌新军迈出兵变的第一步之后，各方势力正蠢蠢欲动，很快会酿成一股独立的风潮；而他袁世凯也没有绝对势力可以掌控大局，因为他也只是众多势力中较大的一方而已。 相比于湖北的平叛，眼下最重要的，是刹住这股独立的风潮。怎么刹住呢？那就是进行真正的君主立宪制改革。武昌兵变之前，经过朝廷迫于形势的两次立宪改革，大清大部分的人都已经认识到，只有寄希望于当大清真正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时，闹独立的各省能够接受，平息即将爆发的独立风潮。 从载沣的表现来看，他已经痛定思痛，开始彻底醒悟了。而对于袁世凯来说，他也明白，全大清人民盼望的并不只是他的出山，更不是他以武力南征北战，而是他在前两次立宪改革的基础上带来的进一步的立宪改革。现在他袁世凯要想稳定大局，也只能用政治手段去稳定——一边和已经兵变的黎派等势力和谈，开出条件劝他们归顺；一边在朝廷继续强力推进立宪改革向全国人民显示诚意，希望正准备闹独立的各省能够接受，刹住这股风潮。 对于载沣任命的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上奏：臣不敢上任啊。 这次倒并不是袁世凯矫情，按照立宪的精髓，内阁总理应该是由国会选举出来的，而不是任命。虽然大清很多的选举也只是走走过场而已，但形式总还是要有的，形式总有一天会走向实质内容的，如果连形式都没有，那这一天就永远不会到来。载沣只好下令朝廷的准国会——资政院又开个会，正式“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将有权力任命各部部长，组成内阁。 与此同时，制定宪法的工作也正在大幅度推进，载沣用上谕公布了由资政院起草的《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与当年仿日的“皇帝领导下的三权分立”的《钦定宪法大纲》相比，这部准宪法的进步程度可以用神速来形容，它在对待皇室和三权分立上已经十分接近英国式的“虚君立宪”和“内阁制”。从今以后，大清国家政权的运作将是这样的： 首先，人民选举出议员，组成国会。国会制定或者修改宪法（这部《十九条》就是资政院制定的），宪法为包括皇帝在内的全民共守，皇帝的圣旨不能再替代宪法和法律，不能再说“朕即国家”；皇帝有国防权，但除非经国会批准，不能再动用军队对内镇压本国民众；皇族不得担任省级以上的行政长官，更别说入阁了（“皇族内阁”永远成为了历史）。皇室的权力基本上被限制为只有中低级的行政执行权和由皇帝代表的对国家礼仪性、象征性的权力。 其次，国会选举产生内阁总理大臣，内阁总理可以挑选各部部长组成内阁。如果国会对这个内阁总理失去信心，可以提出弹劾，不是内阁辞职，就是国会解散重新选举出国会，但一届内阁，不得两次解散国会（避免把相互制衡变成无休止地争斗）。 总结一下，这种模式中，国会处于突出位置，内阁是向国会负责的，但国会是向人民负责的。从理论上看，权力最终还是掌握在人民手里，载沣和皇室其实已经确立了“主权在民”，确实已经作出了最具诚意的立宪改革，只求能够重新收获民心，保留一个基本无权的皇帝和皇室，让他们好好养老。之所以在慈禧之后仍然推出的是“准宪法”而不是正式的宪法，正是因为正式宪法的出台需要遵守严格而较为漫长的程序，需要有专门的制宪委员会，甚至需要全民公决，这也显示了他们在十来年的立宪改革之后有了一种对宪政的深刻认识和严谨态度。同时，这部宪法不仅是向大清人民显示诚意的，也是用来限制袁世凯的，载沣交给袁世凯的只是政府（内阁）。如果不确定袁世凯也要遵守宪法，不确立制衡内阁的国会，他怎么敢一下子废除“皇族内阁”，交给袁世凯呢？ 而对于袁世凯来说，时隔三年，他终于回到了他熟悉的立宪改革舞台上，这原本也是属于他的舞台。现在，他肩负着稳定大局的使命，而朝廷的大环境十分有利于用政治手段稳定大局，袁世凯立即作出决定：把湖北前线的军事交给部将冯国璋去处理，他自己带着大批的卫队进京，趁着大好时机，继续推进第三次君主立宪制改革，也是最后一次立宪改革。对于用政治手段稳定大局，对于在立宪体制下保留“虚君”，袁世凯希望是亡羊补牢，犹未晚矣。 11月16日，以袁世凯为总理的责任内阁组成，这不再是“皇族内阁”，不再是皇族亲贵瓜分国家权力的平台，不再是皇家的办事机构，而是大清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责任内阁，也是几千年以来的第一次。想想看，自从1906年的第一次立宪改革起，袁世凯就多么想能够成立一个这样的内阁啊，即使当时没有实现，如果三年前载沣上位时不是把袁世凯开缺，一切也还是来得及的。 然而，即使只从武昌兵变算起，载沣的醒悟也实在是来得太迟了。 我们知道，武昌兵变之后，由于载沣对起用袁世凯始终存在忌惮和犹豫，袁世凯直到20天之后的10月30日才真正出山，就在这宝贵的20天时间里，南方局势又发生了变化。袁世凯的对手从革命的新军，变成了老牌革命党人。虽然他们都属于“革命”，但这两者是有很大区别的。革命的新军，他们原本就是“朝廷的人”，对朝廷是内部叛变，本身是袁世凯计划用政治手段来“收复”的对象，只要朝廷能够把局势控制得住，开出的条件合适，他们至少还是有可能接受保留“虚君”，回到接受君主立宪制的道路上。而老牌革命党人，他们是造反。多年来，他们的奋斗目标和合法性都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无论给予他们什么样的条件，他们都不可能接受君主立宪制。他们的目标只能是民主共和！ 带来这一切变化的，是老牌革命党人中的平民政治家——宋教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