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为何孙文一定要“让位”给袁世凯？

孙文为革命占据的有利位置：就任临时大总统

武昌兵变了，没人知道孙文到底在哪里。九次起义失败，华侨们似乎再也不相信他了。为了筹款，孙文一直在美国各地马不停蹄地演说，10月11日这天，孙文正与随行人员奔赴美国丹佛市，第二天才在报纸上看到武昌兵变的消息（历史作家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称孙文当时“正在美国洗盘子”，此说并无史料证实）。 和黄兴、宋教仁一样，武昌兵变的消息令孙文很是意外，经再三考虑后，他认为自己的任务不是赶回国内指挥战斗，仍然需要筹款，增加老牌革命党人的资本。可是从美国国务院到英国、法国外交部，孙文在欧美没有换来一个国家的支持，也没有筹到一分钱。没有办法，11月24日，孙文只得离开欧洲回国。这是自1895年广州起义以来，孙文第一次公开回到国内，除了自己的“同志”，大清国内大部分人对他都是陌生的。正如黎元洪所说，他根本不了解孙先生，也不知道他究竟有什么主张。 在香港，曾经的得力助手胡汉民前来迎接，他如今已是广东军政府都督。胡汉民告诉孙文，如果您继续北上上海、南京，一定会被推举为总统，但是一个没有一兵一卒和一分一厘的总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袁世凯不可信任，不如留在广东练兵，将来对袁世凯和朝廷进行北伐，把全国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孙文没有同意，他知道胡汉民这个都督是怎么来的。广东新军起事后，他们原本是想拥戴原两广总督张鸣岐为都督（正如武昌新军“拥戴”黎元洪一样），不过，张大人不敢出任，竟然逃走了，大家这才推举了广东籍的老牌革命党人胡汉民。可见胡汉民这个都督也是“空头都督”，是替别人当的。孙文认为，既然在广东练兵也要从零开始，那还不如北上去“主持全国革命的大局”；袁世凯当然不可信，但可以利用他，如果能迫使他推翻满清王朝，强过用兵十万。 经孙文这么一说，胡汉民想想也对，他立即写了一封手书，就把都督之位转手“让”给他人，跟随孙文继续北去上海。 此时的黄兴、陈其美等孙派人物正在上海急切地等待孙文的到来。黄兴不仅已经向南京的准国会提出“让位”于孙文，还提出不要选大元帅，要选就直接选孙文为临时大总统。各位“议员”最开始并没有同意，他们仍然强调临时大总统“非袁不可”。不过，黄兴态度强硬，他甚至有要带兵对准国会“施加点影响”的意思。“议员”们很快又同意了，只是强调孙文这个临时大总统也是暂时的，只要将来袁世凯一“叛变”，孙文就必须“让位”，这就是“议员”们答应选举孙文为临时大总统的条件。 地方实力派的态度为何会迅速转变呢？他们并不是忌惮黄兴手里的“兵”——要知道这些兵说到底也是他们的，他们不过是请黄兴出面来指挥而已，黄兴并没有实际上的军权。但以都督为代表的独立各省实力派总算是明白过来了：与其把临时大总统之位一直给袁世凯预留着，那还不如先让革命党的旗帜孙文当上这个临时大总统，逼一逼袁世凯和他麾下的将领们。独立各省反正只需要一面暂时走到前台的“旗手”，黄兴可以，孙文也可以，但都督们自己就不可以，否则其他都督就会有意见。而都督们无论选孙文还是黄兴当临时大总统都是不用担心的，在他们看来，孙、黄就是过渡性的“傀儡”。孙、黄无军无钱，不可能利用临时大总统之名掀起什么风浪，如此才为独立各省迅速接受，连条件都不用谈。如果实力够，大家选举他们，那还要与他们谈条件。 当然，独立各省答应选举孙文为临时大总统，也并不影响答应袁世凯提出的召开“国民会议”。反正还是在谈判，先答应再说嘛。 对于黄兴的这个举动，宋教仁又深深地失望了。现在黄兴倒是意识到了要争取的是“政府”的职位，而不是有名无实的军方职位，但他偏偏又要把临时大总统之位让给孙文。一直以来，宋教仁都希望黄兴能够出头，担任临时大总统。在宋教仁看来，只有黄兴当临时大总统，才有可能让他一直以来坚持的共和立宪落地——实行内阁制。 根据宋教仁的设想，未来中华民国的各个政党都要公开竞选国会的议席，获得多数席位的政党的领袖，就是内阁总理，他可以在本党中挑选人员组成内阁。也就是说，内阁总理才是政府首脑，而总统就相当于英国的“虚君”，基本只是作为国家元首和国家的象征，执行礼仪上的活动。 宋教仁的这个设想一出，大家一片哗然：不就是你自己想当总理，掌握政府实权嘛。看上去确实如此，宋教仁虽然有着极强的政治天赋和才干，但他实在是太年轻了（29岁），这么大一个国家，选一个不到30岁、声望浅的人当总统这是闻所未闻，但如果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年长者当总统，宋教仁再出面组阁当总理，这是有可能的。 对于“想当总理的野心”，宋教仁比较坦然，后来他专门在报纸上写了两篇文章答辩。他说，世人污蔑我谋一己之私想当总理，由来已久，虽然没有这个事，但是我不想辩解，我反而是以此来激励我自己来当总理。国家政治既然是共和政治，那么国民人人都应该负责任，如果有人想当总理，这就不能再看作是君主专制时代的“谋反”，国家和人民都应该欢迎才对呀。共和不是学习美国吗？美国的小学生写作文，如果说他立志将来长大以后要为国服务，当总统，只会传为佳话，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呢？另外，作为一个虔诚的宪政主义追求者，宋教仁也是比较坦然的，宪政只是要限制权力，不是不要权力，追求宪政本身并不意味着要消解权欲，却是要坚持“限制权力”才是最大的权力。 章太炎就很支持宋教仁。这个章太炎恃才傲物，能看得上的人没几个，对宋教仁评价却很高。他专门在报纸上写文章，认为宋教仁“有总理之才”，应该以宋教仁为总理来组织内阁。对于孙文，章太炎就很不客气，说孙文这个人善于议论，不能做事，否定了孙文的地位。另外，章太炎到处放风，什么等孙文当总统这是“儿童之见”，即使要选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反正就是明确反对孙文。 但如果宋教仁坚持内阁制只是为了他自己想当总理，那也称不上一位真正的政治家了。他是经过深思熟虑，认为民国的共和立宪只能实行内阁制的。此时宋教仁的思想正可以用章太炎的一句话来表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 章太炎所谓的革命党，其实指的就是同盟会中的孙派人物（以下简称“孙派同盟会”）。章太炎的意思是，既然革命的军事力量（包括革命的新军）都起来了，孙派同盟会这些具有威望的老革命就不能再包办革命了，更不能以一党（孙派同盟会）来组织南京临时中央政府，不能认为其他与孙派同盟会有不同意见的革命组织（比如光复会）就是革命的敌人。 另外，从军队的角度来考虑，“革命军”的主力是革命的新军。黄兴虽然被推举为总司令，但他本身是同盟会之人，那么他领导的这支军队到底是革命的新军，还是属于同盟会的“党军”？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黄兴就永远无法取得真正的军事指挥权。 最后，革命的新军中也有不少人是同盟会会员，但是，孙文等人也没有实力来把他们统一组织起来，以“党军”扫平包括袁世凯在内的一切政敌，建立属于“党”（同盟会）的绝对统治。既然如此，“诸君能战即战，不能战，弗以党见破坏大局”。按照当时向西方学习的共和建国理论，将来民国成立后，需要实现“军队国家化”。军队是国家的军队，“需要与党派脱离”。如果军队中还存在同盟会等任何组织或者党派，那就跟以前大清军队中存在哥老会是一样的道理，最终会造成军队、国家的分裂，甚至出现军阀割据和混战，不利于新生的民国。所以，章太炎认为，必须以“国在党上”为理念，正好趁着孙文回国，解散同盟会——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如革命党不肯自行解散，那么就证明其标榜的天下为公是假的，立党营私才是真。 应该说，章太炎的考虑代表了当时非孙派人物的一些看法，但是这对孙文本人和孙派人物的打击是巨大的。要知道享有同盟会威名的，正是孙文，他的手中没有军队，在“革命的军队”里几乎没有什么资源和威望，却有“革命的党”（同盟会），拥有一定的政治资本。也正是因为如此，孙文才不会当什么大元帅，他要当选临时大总统，但如果真如章太炎主张的那样，连“党”（同盟会）没有了，那么孙文就什么都没有了！ 宋教仁和章太炎不同，他还是同盟会的人，他不会彻底放弃同盟会。同盟会一直是革命党，是秘密结社，革命党人之前擅长的是暴动、暗杀等暴力活动，这与以国会为舞台的公开的政党竞选有着本质区别。宋教仁主张把同盟会由革命党改组为政党，以便有合法地位参与将来的国会选举，而这也就是宋教仁为何要主张内阁制的原因。现在，各省的都督和实力派成了新式的官僚集团，牢牢把持着行政大权，百姓们在行政系统的上升渠道很小，很难去当官、当都督，也不可能人人参选总统，但党禁已开，百姓们可以自由组党，也可以自由入党、脱党、换党。实行政党竞选的内阁制，就是进一步把政治向百姓们开一道口子，让人明白入党是可以实现政治权利和政治理想的，从而把政治这个盘子做到最大，最终实现全民政治和平民政治。 不得不说，从“建设”的角度，宋教仁的这种想法和袁世凯的“国民会议”有异曲同工之妙。宋教仁之所以希望黄兴出任临时大总统，也是希望将来“让位”给袁世凯之前，先把内阁制固定下来。 对于孙文，宋教仁一直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几年前他就评价孙文是“野心家”和“落后于时代的人物”。宋教仁认为，一旦孙文出任临时大总统，孙文不可能接受在他的总统之下再“横插”进一个有实权的总理，他一定会学习美国式的“总统制”——由总统直接组阁，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其实总统制和内阁制并无优劣之分，但与即将诞生的中华民国不同的是，当时美国的选举制度已经很成熟了，选举权也紧紧掌握在人民手里，总统就是由选民选出来的，而即将诞生的民国却没有这样的条件，只能由都督把持的国会选举总统。如果再由总统组阁组成政府，那绕来绕去，未来的中华民国岂不是空有共和、立宪之名，还是一权独大吗？ 另外，实行内阁制，必然要将同盟会由革命党改组为政党，这就意味着不能再“革命”了，必然要接受将来的袁世凯政权，只能以政党竞选的政治手段而不是以武力的革命手段来制衡袁世凯的势力。孙文和宋教仁不同，虽然他们身上都兼具革命家和政治家的特性，但对于宋教仁来说，他主要是政治家，而孙文主要是革命家，甚至可以说是终生的革命家，孙文会从一直以来的革命家完成向政治家的转变吗？革命最终是为了人民，人民的幸福是要大于革命的，而对于一直认为“革命就是取得政权”的陈其美等孙派人物来说，他们会甘心吗？宋教仁对此抱有深深的怀疑。 12月25日早晨，孙文抵达上海码头，迎接他的有21响礼炮，宋教仁果然没有出现在欢迎的队伍里，他甚至连上海都没有去，还留在南京。日本朋友北一辉极力劝说，宋教仁气得满脸通红：“老兄你也学日本浪人（指一贯‘扶助’孙文的宫崎寅藏等人）的那一套吗？你的大元帅主张误了事，黄兴的优柔寡断又误了事，孙文的空想再来误事的话，革命将怎么办呢？黄兴食言不来（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也无所谓，我有兵力（指南京的警察），决不允许孙派的人踏进城门一步！”（北一辉：《支那革命外史》） 但宋教仁毕竟是同盟会元老，他既然不能像章太炎、陶成章那样彻底脱离同盟会，就必须“有大局意识”。在其他人的劝说下，宋教仁最终还是来到了上海见孙文。 果然，在同盟会内部会议上，就内阁制问题，孙文与宋教仁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孙文的态度比较生硬，他的意思是，为革命考虑，现在最重要的是集中政治权力。既然现在大家都不信任你宋教仁，只信任我，只能推举我当总统，我们“就不能对唯一信任推举之人再设限制”，我个人也不会屈从个别人的意见，把自己当成一个“政治花瓶”，“以误革命大计”。另外，即使要推进民主，在革命成功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以专制来推进民主”或许恰恰是这块土地上最现实的选择，因为在专制传统深厚的土地上，人们还没有民主的习惯（多年以后，孙文正式提出了共和立宪分三步走：军政、训政、宪政）。 宋教仁毫不退让，仍然坚持己见。他的意思是，共和立宪本已超越了君主立宪制，如果实行总统制，连内阁制也一并超越了。内阁不善，可以更迭；总统不善，罢免则很困难（民国总统实际上是地方实力派在内部平衡后推选出来的），如必欲罢免，必然引起政治动荡，动摇国本（各地方实力派都会争相推选自己阵容的“总统”）。所以总统制虽然在美国已经很成熟了，但在民国不一定合适。民国有自己的国情，如不顾国情，一味超越，欲速则不达。 现在我们知道了，孙文和宋教仁的想法有着根本上的分歧。孙文果然仍然站在革命的立场。革命家擅长于“不破不立”，坚定地相信只有由革命者将来主导的政治才是“好政治”，革命不成功政治就不会成功；而宋教仁这样的政治家会放弃这样一种信念，即总想发明一种空前绝后的好制度，一种一劳永逸的制度，而不是在世界范围内已有的制度里选择一种普遍最好的，再结合自己国家的国情进行学习和探索。在宋教仁看来，政治是世俗的，也是现实的，尤其不能有完美主义，如果政治家总想凭空创造或者摸索出一条完美的道路，那么就是危险的。 考虑问题的出发点都完全不一样，两个人自然是谁也说服不了谁，也无法达成妥协。在其他人看来，宋教仁坚持和孙文“作对”，不过是不愿意看到他在南京开创的一片天地中，最后是由孙文来“摘桃子”。宋教仁除了他自己，没人支持他，黄兴劝说宋教仁必须服从“党议”，尊重孙先生。宋教仁只得愤愤不平地返回南京，继续向在南京的准国会游说他的内阁制。 准国会（也就是以都督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自然不会理睬这个需要他们让权的内阁制。12月27日，准国会派出了三名代表前往上海与孙文会面，商议选举孙文为临时大总统的程序，三代表首先向孙文强调，这个“临时大总统”是过渡性质的，将来还必须接受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非袁不可”的现实，需要“让位”给袁世凯。孙文立即回答：那不要紧，只要将来袁世凯真能拥护共和，我就让给他。 另外，孙文还提出条件：总统就是总统，“临时”二字可以不要，并提议中华民国从此改用公元纪年，他于公历1912年1月1日就职——孙文对此又是有现实考虑的，此时还是农历十一月初八，按照惯例，新的就职典礼一般都在新年正月初一举行，而改用西历，孙文在几天后就可以就职。 三代表表示这两件事情太大了，必须赶回去请示，三人于是连夜把孙文的条件带回南京。第二天，准国会开会认为，“临时大总统”的“临时”二字不能去除，因为此时南北尚未统一，统一的中华民国还未建立，正式的宪法也还未制定，正式的总统自然无从谈起；至于改用西历，出于让孙文尽快就任的考虑，最终勉强通过。 12月29日，准国会开始选举临时大总统，候选人有三位：孙文、黄兴和黎元洪。在南京的“议员”们自然不会选湖北的黎元洪，黄兴已经明确表示不会当，那自然就是选孙文了。一省一票，总共17票，孙文获得16票，另一票仍然投给了黄兴。选举采用的是无记名投票方式，我们有理由相信，孙文缺的那一票，应该是宋教仁做通了其中某一省的工作。 12月30日，准国会再次通过决议，说明昨日已经选举出临时大总统，“已足见国民多数赞成共和，毋庸再开国民会议”。这个决议本身就说明了独立各省同意让孙文出任临时大总统的秘密：他们急需一个人来继续扛起革命的旗帜，阻止袁世凯的“国民会议”，这个人就是孙文。独立各省实力派挟“民心”让袁世凯接受共和，却不许袁世凯挟“民心”来合法合理地逼退皇室，一定要袁世凯独自承担“篡位”的骂名，一定要让袁世凯也像他们一样彻底地“背叛”大清朝廷，这样他们才有真正的安全感。当然，如果按照召开“国民会议”的原计划，投票权掌握在独立各省都督手中，孙派同盟会必将迅速边缘化，孙文也必须尽快就任临时大总统，从而获得与袁世凯“平起平坐”的地位，逼迫他不得不把孙派人物视为平等的谈判对手，增强孙派人物在大清政权覆灭后权力再分配中的筹码——孙文的临时大总统和南京“临时中央政府”，就是孙派同盟会与独立各省实力派合力的结果。 1912年1月1日，孙文离开上海，前往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以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为临时国旗。出于对孙文的不完全放心，1月2日，准国会（实际上是以都督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对准宪法《组织大纲》进行了修订，增设了副总统一职；1月3日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20多天后，准国会改名为南京临时参议院，孙文果然选择了参照总统制，不设总理，直接组阁。几千年以来，一个以共和立宪为目标的“临时中央政府”诞生了！ 孙文组阁之时，宋教仁曾建议：内阁阁员全部用革命党人，不用旧官僚。当然，宋教仁这又是在为内阁制做再一次努力：排除旧官僚在新政府中的势力，全部用革命党人，也就是把大清原有的官制变成了政党内阁，革命党就相当于自动改组成了政党。而党务（而不是暴动、暗杀）一向是宋教仁的特长，只要成为政党的领袖或者实际控制人，宋教仁也就相当于内阁总理。但宋教仁这个建议注定是不会被采纳的，出于现实考虑，孙文的内阁名单照顾到了方方面面，既有原大清官员，也有立宪派，还有革命党人。 从《鄂州约法》起，宋教仁已经彻底地得罪了黎派、独立各省实力派、旧官僚甚至孙派同盟会，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孙文原本提名宋教仁为内务总长，被准国会否决，仅仅担任总统府法制院院长。许多人为宋教仁而抱屈，宋教仁说：“总长不总长，无关宏旨，我素主张内阁制，且主张政党内阁，如今七拼八凑，一个总长不做也罢。” 宋教仁是不会放弃他的政治理想的，他仍然会把握时机付出不屈不挠的努力。接下来，按照程序，南京临时政府就该继续“拉袁”了。地方实力派毕竟不敢彻底得罪袁世凯，毕竟还需要袁世凯去逼退皇室，必须要让他放心：我们虽然在南京选出了一个临时大总统，但这只是暂时的，“非袁不可”的现实仍然没有改变。张謇对袁世凯发电：大哥只要你今天逼退皇室，明天就能拥戴你当总统（甲日满退，乙日拥公），甚至在孙文的誓词中，都不得不加上要“让位”的意思：“至专制政府既倒……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这与其说是让孙文就职的誓词，不如是让孙文表明一定会辞职的誓词，也算是能让袁世凯和他麾下的将领们在愤怒过后，又审时度势，重新回到和谈之路上。 双方的代表唐绍仪和伍廷芳转入了私下谈判。共和已经在南方成为了既定事实，接下来要谈就的不再是共和、君宪这些关于国家前途的大事，而是围绕着袁世凯如何逼退皇室、孙文如何“让位”的程序。这实际上是涉及到革命阵容、袁世凯以及皇室之间的一笔政治交易，自然是不好公开进行的，双方就私底下你来我往，讨价还价。 焦点也回到了孙文身上。孙文不是从大清原来的新军将领摇身一变的“革命的都督”，他是老牌革命党人，或者说，他是真正的革命者，他会轻易“让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