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欺负的晚清政府

工业革命对于现代世界的意义，不需要过多的重复，大家在中学时期就已经了解了。它开始的具体时间不确定，只能模糊地界定在十八世纪中期，那时中国正处在乾隆时代的中期。那时的乾隆可能正在第一次下江南的船上吃着地道的淮扬菜。

随着半个世纪的积累与积淀，当乾隆把一个烂摊子交给嘉庆的时候，西方工业革命的发展正如日中天，进入一个各种新的革命性技术大爆炸的年代，在整个十九世纪的一百年里，各种技术发明才真正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1807年，富尔顿造出用蒸汽机做动力的轮船“克莱蒙特号”。

1815年，英国科学家汉·戴维发明了不会引起瓦斯爆炸的安全矿工灯。

1829年，史蒂芬逊制造了“火箭”号蒸汽机车，开创了铁路时代。

1849年，戴维·布鲁司特发明了立体照相机和双镜头的立体观片镜。

1861年，物理学家马克斯威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张彩色照片。

1866年，诺贝尔制造出固体炸药“达那马特”。

1866年，德国人西门子制成发电机。

1877年，美国建成第一座电话交换台。

1879年，爱迪生发明电灯，创办“爱迪生电力照明公司”。

1882年，爱迪生在美国纽约珍珠街建立拥有6台发动机的发电厂。

1886年，英国的机械工程师斯塔利设计出了新的自行车。

1888年，爱尔兰兽医邓洛普发明了充气轮胎。

1888年，德国科学家赫兹发现了电磁波。

1899年，马可尼在英法之间发报成功。

大量发明的广泛使用，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业的技术面貌，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工业革命造成的生产力大发展，使英国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1838年，英国只拥有铁路500英里，但是到了1850年，则达到了6600英里，而1870年，则达到15500英里。十二年之后，中国的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才历经磨难，终于使用。

1720年英国钢铁产量为2万吨，1806年上升到25万吨，1850年达到250万吨，而到1900年则达到490万吨。

当然，工业革命的作用不仅仅停留在英国，到1870年，大多数比利时人已居住在城市，直接依靠工业或贸易过活。早在1830年，比利时每年就生产600万吨煤，而到1913年，这个数字已上升到2300万吨。

有数据显示，世界工业生产在1860至1890年间增加了三倍，在1860至1913年间增加了七倍。世界贸易的价值从1851年的64100万英镑上升到1880年的302400万英镑、1900年的404500万英镑和1913年的784000万英镑。

工业革命的结果不仅影响了工商业，农业方面也是如此，在1850至1913年间，硝酸盐、钾碱和过磷酸钙的产量从微不足道的数量分别上升到899800吨（其中四分之三用于制造肥料）、1348000吨和16251213吨。

大量的数据让我们不能不想起来一段话：“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88这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的感慨。大家要知道，这可是在1848年，也是中国的道光二十八年，那一年，洪秀全刚写了《原道觉世训》。比较一下，虽然都是鼓励造反的，但怎么都感觉不到它们是同一个时代的东西。

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或缺的三件东西，一是市场，二是资金，三是资源。而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这种需要特别强烈。如何解决？只有向外扩张。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开始了她多灾多难的历程。

1800年之后，也就是乾隆皇帝死后的第二年，中国就逐步进入了一个灾难的世纪。以《丑陋的中国人》著名的台湾作家柏杨，在他的代表作《中国人史纲》中这样评价这个世纪：“本世纪是西洋的黄金世纪，但在中国却是羞辱的痛苦世纪，大黑暗日增沉重。”89这种羞辱的痛苦，当然政府感受得最明显，因为这时候的清政府是那样的虚弱，像一个晚期的癌症病人。我们看看这个世纪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可以了。

1803年（嘉庆八年）年闰二月二十日，嘉庆帝从圆明园返回紫禁城，就在他换轿欲进入神武门内的顺贞门时，忽从神武门内西厢房南墙后冲出一条大汉，手持短刀直奔御轿，光天化日之下刺杀皇帝。在场的众多护军、侍卫一时被突如其来的行为吓蒙了，一个个呆若木鸡，不知所措。轿旁的御前大臣定亲王绵恩，意识到情况不妙，忙迎上前去阻挡大汉，此时的嘉庆皇帝也被这突发事件吓得魂飞魄散，慌忙逃入顺贞门内。大汉见嘉庆帝逃走，手挥短刀左扎右刺，一心追杀皇上。经过一番激烈搏斗，终将大汉擒住，侍卫丹巴多尔济被刺伤三处，定亲王绵恩的袍袖也在拼杀中被刺破。这就是清朝有名的嘉庆皇帝遇刺案，未遂，但惊动朝野上下。后据刺客陈德交代，“因无路寻觅地方，一家老少无可依靠，实在情急，要求死路。”在常人眼里，如此禁卫森严的紫禁城，却被一莽汉横冲直撞，确实有点丢人，嘉庆帝下令加强包括圆明园、热河行宫、木兰围场等处禁地的警戒。但是，丢人的事却不是加强警戒所能解决的。

1813年（嘉庆十八年）九、十月间，在河南、直隶、山东三省交界地带和京畿地区爆发了以林清、李文成为首的天理教民变，造反的教民先后攻占了河南滑县、直隶长垣、山东定陶、曹县等地。农历九月十四日，林清派教徒二百人分两小队，暗藏武器，化装潜入北京。次日有九十余人在陈爽、陈文魁率领下，由信教的太监张太、刘得财等引导接应，分别从东、西华门攻入皇宫，守卫皇宫的“八旗劲旅”猝不及防，一败涂地。攻入皇宫后，为了寻找并杀死嘉庆帝，起义军化整为零，分成小队四处寻找。宫廷侍卫们大多死的死，逃的逃，仅有少部分在隆宗门外与义军激战，皇宫内一片混乱。部分义军甚至冲至养心门，正在读书的皇子绵宁（后改为旻宁，即道光皇帝）疾呼侍卫，竟无人响应，无奈之下，只得亲自拿出鸟枪抵御，击毙了两名义军士兵。嘉庆皇帝为此下诏“罪己”，并在临终前告诫群臣，“永不忘十八年之变”。这次天理教起事的规模虽然不大，但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让人感受到了清朝政府的衰败。一是一伙不到百人的“乌合之众”，居然顺利地攻入了由八旗军层层守卫的皇宫；二是起义军在攻入皇宫后分成小队“扫荡”，宫内的侍卫居然还无法将其剿灭，最后依靠正规军火器营才完成镇压，各个击破，想想实在是“汉唐宋明未有之事”。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