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土豪分田地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1949年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了盛大的入城仪式。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迁驻北平，在西苑机场，北平各界群众、各民主党派举行隆重的迎接仪式。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朱德总司令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广场上30万人欢声雷动，群情激昂。阅兵式后，“数万群众狂欢直到深夜”。545

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靠的是什么？

靠的不是战略，不是武装斗争，归根结底一句话：靠的是农民的支持。

1937年，在延安，毛泽东对斯诺说过一句话：“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中国。546”

冷兵器时代，人数是决定胜利的主要因素，整个人类战争史，围绕两个中心进行，一是抢人，二是掠地。

二千七百年前的“春秋第一相”——管子就强调，“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547“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半者霸。”548正因为如此，管子才设“掌媒”、“掌幼”、“掌孤”之官，督促婚配，奖励生育及抚育孤儿。

整个一部《三国演义》，其主要内容就是勾心斗角，其根本目的就是夺人抢地。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虽然中国早已脱离了冷兵器时代，但是人仍然是决定战争胜利的主要因素。

从职业性质上分，旧中国的人口中，百分之九十在农村，谁能争取到农民，谁就有取之不尽的兵源，谁就能赢得战争的胜利。

如何才能“赢得农民的支持”，不是光靠思想政治教育就能做到的。

农民是不认得马克思的，也不想懂得马克思主义，他们是很重视现实利益的一个群体，他们为什么跟共产党走，不是因为对共产主义的向往，不是因为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不是因为马克思《资本论》的系统与深刻，而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共产党给他们带来的现实利益。“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549二千七百年前的管子就已经认识到这一点，毛泽东则更能清楚地认识到它。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说，“我们的同志如果把这个任务真正看清楚了，懂得无论如何要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那么，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550

除了现实的利益，那就是对未来利益的期望，只要给农民一定的利益，并且让农民相信共产党能给他们更大的利益，那么他一定会跟共产党走。

农民的利益是什么？

在那个时期，最突出也是最根本的就一条，土地。什么叫做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那个时候就是让农民能分到自己的田地，这就是最现实的体现。

农业社会，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有了土地人们就可以不饿肚皮，没有土地他们就得离乡背井、四处流浪、乞讨、成为“兵匪游民”或者沦为债务奴隶。因为土地如此重要，所以，它不仅是农民谋生的手段，而且还是他们安身立命之所，中国农民形象地称它为“命根子”。

然而，“万恶的旧社会”，“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和富农占有农村土地的70%-80%，而占有农村人口90%以上的贫农、雇农、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却只占有农村土地的20%-30%。”无地农民必须租种地主的土地，“一般情况下，农民向地主交纳的地租要占到租种土地产量的50%，在土地集中地区可高达70%-80%。”据估计，解放前农民每年要向地主缴纳的地租高达600亿斤至700亿斤粮食，551这是一种因生产资料占有份额不同而加到贫雇农身上的沉重负担，这是所有的农民都希望扔掉的包袱。如何甩掉它，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让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

因此，在“万恶的旧社会”，无论穷人沦为贫农、佃农、雇农或者流民的原因是什么，这部分人最大的愿望就是获得安身立命的土地。因此，谁能够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他们就会不惜性命地跟着谁走。

正因为如此，所以毛泽东紧接着就对斯诺说，“解决了土地问题也就赢得了农民。”552

如何解决农民所需要的土地问题，最直白、最简单的表述就是“打土豪分田地”。1927年10月，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就使用了这一标语。但是随即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却并没有像标语写得那样令人激动，因为其第一条就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看着富人一夜之间变成穷光蛋，的确是一件让穷人开心的事，但是却并不讨农民喜欢，不仅本来有地的农民不喜欢，原来没地的农民也不喜欢。农民是讲求自利的，共产主义的耕作方式对他们并没有吸引力，因此，“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的做法，是纯粹吃力不讨好的，虽然没收来的土地分给农民耕种了，但是并没有分给穷人，也不允许买卖，那感觉跟租种地主的土地没什么两样。

黄世仁打倒了，杨白劳却并没有获得黄世仁的财产，穷人的积极性是无法调动的。随即，《井冈山土地法》被《兴国土地法》所代替。

1929年4月毛泽东在江西兴国县主持制定土地法，就是《兴国土地法》。较之《井冈山土地法》，内容上有两点重要的变更，一是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二是“把归苏维埃政府所有”，改为“随即分配于贫农”。

这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土地革命”的基本内容，主要分为以下三个步骤实施：

第一步：调查土地和人口，划分阶级；

第二步：发动群众清查地主财产，焚毁田契、债约和账簿，把牲畜、房屋分给贫雇农，现金和金银器交公；

第三步：丈量土地，进行分配，公开宣布分配方案，插标定界，标签上写明田主、丘名、地名和面积。

《兴国土地法》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打土豪分田地”，农民得到了真正属于自己而不是属于公家的土地，政治上的翻身使得他们经济上分到了土地，生活上得到了保障。

农民从共产党手中接过土地后，两件事情开始提上议事日程：第一件，努力生产，以使自己的日子尽快好起来；第二件，积极参军参战，投身保卫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以免他们手中的土地得而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