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绚丽之梦
1931年11月·江西瑞金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刚刚开始时候,飘荡在中国东南一角的绚丽的快乐之梦,曾经使那片狭窄的山川宛若天堂。
当时,世界并不快乐。美国失业人口达一千五百万,罗斯福将一美元的价值降至了六十美分。苏联开始推行集体农庄,斯大林认为资本家会选择战争来摆脱萧条。纳粹冲锋队在纽伦堡举行了大规模阅兵,阿道夫·希特勒预言德意志帝国将存在一千年。墨索里尼说“国家就是我”,意大利军队陈兵奥地利边境四十八万——而这一切对于中国并没有特别的影响。真正令这个国家悲伤的是接踵而来的天灾人祸:长江流域的洪水使二十万人丧生,绥远、山西、陕西的地震又使七万人死亡,而挣扎在贫困线上的饥民多达五千七百万。当经济一败涂地的时候,统治集团内部因利益分配失衡突发分化:反对蒋介石的冯玉祥、阎锡山等军阀拥兵自重,建立了与国民党南京政府对立的“第二政府”,由此引发了以抢夺地盘为目的的军阀混战。战火波及十多个省份,战场纵横绵延千里。为了维持浩大的战争开支,自称为“政府”的军阀不断向百姓摊派名目繁多的赋税。战争刚刚开始,在主战场之一的河南,农民所负担的军费数目是本来就已十分沉重的田赋的四十倍以上,而且各种税收已经提前征收到了一九三六年。战争进行到第五个月时,军费开支高达五亿多元,双方死伤人数在三十万以上。这时的中国犹如一个巨大的难民所——数千万为躲避战争而流离失所的平民、人数多达五十万的失业工人以及那些番号不同但心情同样绝望的伤兵混合在一起,徘徊于荒芜的田野与破败的城镇中。
然而,还是这个国家,在江西与福建的交界处,在那一小片被国民党当局宣布为“赤色匪区”的土地上,傍晚时分响起了快乐的铜锣声:“太阳落山后在澎湃广场开群众大会!”接着,在夕阳的余晖里,一个身穿灰色军装的小战士滴滴答答吹响了军号。正是晚稻收获的季节,金黄色的稻浪在这片土地上一直荡漾到山脚。赤卫队开始帮助各家收割,妇女们把晚饭和水挑到地里,然后再把沉甸甸的稻子挑回家,竹扁担在她们的肩上吱呀呀地唱歌一样响着。大路上,远远地开来了一支长长的队伍。“是总部警卫师,到瑞金去,准备开大会啦!”带领队伍的干部和老人们打着招呼。队伍前面的红旗在晚霞的映照下如同一团飘舞的火焰。村里的大会按时召开,村苏维埃干部轮番上台讲话:要选举啦,大家要把最革命的人选出来!不错,白军知道我们开大会的计划,那又怎么样?我们的队伍正在前线打败他们的进攻!我们要创造一种新的制度,有了新的制度,我们就能争取自由进步的生活。同志们!苏维埃胜利万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尽管存在的历史十分短暂,但这个“国中之国”存在的时候却充满了勃勃生机。站在今天的角度,无论如何都无法准确地想象当时中国的瑞金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瑞金位于福建、江西与广东三省交界的偏僻之处,即使在大比例中国地图上也很难被一眼看见。但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这里空前密集地聚集着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现政权的反叛者——作家、诗人、哲学家、教育家、职业革命家、旧式军官、流亡学生、破产商人、逃离婚姻者以及被生活压榨得无路可走的赤贫的农民。瑞金是一座苏维埃京城,一座在当时的中国除南京之外的另一个首都。这个首都所管辖的“国土”,除了中央苏区以外,还有十几个面积和人口大小不一的苏区:江西赣江以西与湖南东南部交界处的湘赣苏区,湖南、江西与湖北交界处的湘鄂赣苏区,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与浙江、安徽交界处的闽浙赣苏区,湖北、河南与安徽交界处的鄂豫皖苏区,四川与陕西交界处的川陕苏区,湖南与湖北西部交界处的湘鄂西苏区,湖南、湖北与四川、贵州交界处的湘鄂川黔苏区,海南岛上的琼崖苏区,广西西部的右江苏区,福建东部的闽东苏区,陕西北部与甘肃东部交界处的西北苏区。这些属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土”,总面积一度达到四十多万平方公里,人口达到三千多万。
苏区祥和的生活景象,出乎当时所有中国人的意料。
鼎盛时期的中央苏区,面积达八万多平方公里,被划分为四个“省”和六十多个“县”,人口四百五十万之众。中央兵工厂和印刷厂都设立了分厂,烟草、制糖、织布、造纸、制药等工业和手工业的规模不断扩大。苏区设有对外贸易局,鼓励商品输出和输入,各地的商贩不顾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封锁,甘愿冒坐牢和杀头的危险长途跋涉来这里进行贸易。瑞金城的南关外设有市场,农民和商贩们在这里摆摊设点,百姓与红军采购员穿梭其中,讨价还价之声不绝于耳。苏区还为红军官兵和他们的家属开办了供应生活必需品的专门商店,规定国家企业和合作社赢利的百分之十要拿出来服务于红军家属,红军家属一旦患病或遇到困难就会得到踊跃的募捐。苏区通行江西工农银行发行的钞票,由于有大量的黄金和白银作储备,这种钞票比国统区发行的钞票值钱。在苏区浓密的树荫下和宽阔的水田旁,学校、医院、合作社、俱乐部、政府机关散落其间。每一个清晨和黄昏,瑞金的天地间都会响起红军官兵的歌声:
当兵就要当红军,我为工农争生存。
官长士兵相亲近,没有人来压迫人。
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闹革命。
会做工的有工做,会耕田的有田耕。
红军确信他们是这块土地的主人。苏区开展了彻底的土地革命,不但当地的贫苦农民得到了土地,来自外省的红军官兵也都分到了土地,这些土地以公田的形式由当地的农民替他们耕种。绝大多数红军官兵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他们立即对红色苏区产生了生死相依的感情——苏维埃共和国是给贫苦农民以土地的国家,而中国工农红军的主体正是贫苦的青年农民。于是,有足够的理由解释为什么红军官兵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充满了无法遏制的热情,为什么在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战斗中他们能够一次又一次地舍生忘死。
苏维埃,俄文COBET的音译,意思是“会议”或“代表会议”,是俄国一九〇五年——一九〇七年革命时创立的一种武装夺取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这个充满了激烈的反叛意味的名词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