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岩浆（第8/10页）

 

今天的人已经很难领悟，张太雷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内心有多么的痛苦。没有实力又不得不仰仗实力，即使很早就认清其面孔，但直到屠刀举起之前，还要去赔着笑脸说“介石同志不会排斥CP”。

 

最终，张太雷牺牲在了蒋介石的屠刀之下。

 

共产党人曾经就这样一忍再忍。对蒋的忍让，实际是对实力的忍让，对枪杆子的忍让。“四一二”政变不久，陈独秀悲痛地说：“我们一年余的忍耐迁就让步，不但只是一场幻想，并且变成了他屠杀共产党的代价！”对这一如此明显的事实，连布哈林在中共六大所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报告中也不得不被迫承认：“共产国际武装中国军阀而没有帮助中国共产党武装工农；结果，我国无产阶级创造的子弹射进了中国工农的头颅。”

 

缺乏实力的共产党人，不掌握武装力量、没有枪杆子，即使有再深奥的理论修养，再犀利的政治判断，再庞大的民众组织，在一个只凭实力说话、谁力量大谁就嘴巴大、声音大的社会里，也难于成事。批判的武器永远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

 

所以有了1927年8月7日党的紧急会议，有了会上毛泽东激动的发言：

 

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这段话后来被总结为一个石破天惊的理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知道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等于就知道了武装割据，知道了农村包围城市。

 

共产党人并非不喜欢城市。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第一枪的八一南昌起义，原定目标是南下广东，二次北伐。

 

开辟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秋收起义，原定目标也是会攻长沙。

 

最先打出苏维埃旗帜的广州起义，则几乎一步不改地走十月革命城市武装暴动之路。

 

南昌起义队伍转战到广东，还未立足就被打散了。秋收起义队伍则连个浏阳县城也蹲不住就被迫后退。广州起义只搞了三天，范围没有超出广州城。

 

毛泽东最早将失败的起义队伍转向罗霄山脉。这是在黑暗中面对失败思索的结果。它不是神的选择。是踏踏实实的中国革命者面对中国革命的特殊性，立足于现实的选择。

 

是人的选择。

 

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留他在中央工作他不肯，说是要去搞“土匪工作”。结果秋收起义队伍没有攻打长沙而上了井冈山，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提议开除毛泽东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负责人瞿秋白照办。消息传到根据地就变成了开除党籍，毛泽东很长时间连组织生活都不能参加。

 

这些都没有阻止他在罗霄山脉扎根立足，建立农村根据地。

 

毛泽东的根基在井冈山，不在白区，更不在共产国际。不能设想他在大城市租界内外压低帽檐东躲西藏，更不能设想他像小学生一样端坐在共产国际会议厅里背诵冗长的决议。他属于那片实实在在的土地。只有在武装割据的中国农村中，他才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第一个上山搞起工农武装割据、在井冈山游刃有余的毛泽东，用武器的批判给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最有力的批判的武器，也为世界革命开创了一条“毛泽东道路”。

 

仅此一点，功在千秋。

 

毛泽东不是共产国际指定的领袖。

 

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相当一个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选定必须得到莫斯科批准。“一大”选陈独秀为书记，事先得到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同意。陈独秀以后的负责人瞿秋白，是鲍罗廷一手包办。“六大”总书记由向忠发出任，因为斯大林看中了他的工人身份。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掌权，则完全出于他背后的国际特派代表米夫。

 

唯毛泽东无任何国际背景。

 

共产国际很长一段时间并不了解毛泽东其人。

 

一直以为共产国际最早系统介绍毛泽东的文章是1935年《共产国际》第33、34期合刊上发表的《勤劳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结果新近发现不是这篇，是1930年3月20日《国际新闻通讯》一篇共产国际官方公报：

 

据中国的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毛泽东同志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最害怕的仇敌。自1927年起，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就以重金悬赏他的头颅。毛泽东同志因病情不断恶化而去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

 

……

 

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历史使命。中国工农群众将永远铭记他的业绩，并将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这篇讣告，就是共产国际最早介绍毛泽东的文章。

 

有人说，讣告表明远在莫斯科勒克斯大厦里的共产国际总部对中国革命实情隔膜之甚，否则不会闹出这样的笑话。

 

还不能这样简单。中国共产党也曾经为李立三开过两三次追悼会，每次都由他的战友周恩来主持。并非中共中央和周恩来不了解李立三，而是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时期，残酷的斗争环境中随时包含着这种不可预测性。

 

共产国际发表的这份官方公报也是如此。

 

但以一篇讣告作为最早介绍一位著名领导人的文章，不能不说是国际共运史上一个极大的遗憾。

 

其实共产国际1927年就注意到了毛泽东。

 

1927年5月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上，为反驳托洛茨基所说北伐加强了资产阶级力量、削弱了工人阶级力量，布哈林专门引用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作为批驳。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在同月出版的第22期转载了毛泽东这篇报告。布哈林说，“这是一篇非常好的、很有意义的报告”，从中可以看出，“北伐对于革命的最重要成果是唤醒了广大的工农群众，自己组织起来，逐渐成为一支新的巨大的社会力量。北伐中群众的力量成长壮大了，从革命发展的观点看，这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托洛茨基同志忽略了这一点”。

 

这位共产国际总书记实用地用毛泽东去驳托洛茨基，颇像后来中国大地上对毛泽东语录的用法：只想去驳倒对手，却并不在意毛泽东的立场、观点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