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把历史本来面目写在纸上答《深圳商报》特约记者汤万君、魏甫华先生（第2/4页）

3.人们往往自觉不自觉把汉族等同于中华民族。说“中华传统文化”或“中国传统文化”其实说的是汉族的传统文化。

简单地说，作为意识形态的“民族”，在近代中国具有强烈的自大、排他的特性。于是，对外成了拒绝接受人类现代文明共同成果的思想堡垒，而在内部则成了各民族和谐、平等相处的障碍。大清帝国以义和团的“刀枪不入”“扶清灭洋”的呐喊为19世纪的休止符，集中体现了民族主义在中国的黑暗面。中国民族主义最辉煌的岁月，莫过于八年抗战，前仆后继，可歌可泣。可是，就是这样的反对侵略、捍卫国家独立的正义事业，也被蒋介石及其追随者以“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为借口，掩饰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不但延误了抗日战争的进程，也埋下了把中国人再次推向内战血泊的根源。19、20世纪“非正常死亡”的中国人究竟有多少？最保守的估计也在一亿以上，很可能高达两亿。这些死在灾荒或战火中的冤魂，说到底是我们的祖国顽强地以民族“传统”或“特点”为盾牌，拒绝现代文明的牺牲品。以这些数以亿计的冤魂为代价，21世纪的中国人应该清醒地告别民族主义。不是民族，而是有没有自由、民主、法治制度才是现代公民应该关注的焦点。现代社会制度（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等）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保证、各族人民凝聚力最可靠的基础。离开制度现代化这个基本点去奢谈“凝聚力”，奢谈民族命运，只能误入歧途。世界任何民族，概莫能外！看看当今世界相砍相杀、血流成河的景象，当听到那些政客们口中念念有词的“民族”咒语的时候，各国人民都不妨冷静想一想：他们究竟想干什么？

美国研究中国的著名学者杜赞奇提醒人们注意：（1）以民族区分自我和他者，谨防还有潜在的他者。“隐蔽的他者可能是其他群体，也可能是其他组合群体的原则。”（2）“所有真正的民族主义都有一种跨国界的想像力：……大亚细亚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等等。他提出的问题，对由56个民族构成的中国人来说，可不是无关痛痒的小事。

问：李猛对杜赞奇的《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批评中指出，历史不是杜赞奇指出的在某个环节分岔了，而是历史本身是分层的，是层层累积的历史，而且大多数层的历史是完全沉默的。他引用试图书写人民历史的英国历史学家米什莱的研究悖论：“他们不说话。”您在研究中是否遭遇过同样的历史困境？

袁：这是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在中国更加突出。中国人造出世界第一张纸，却没有确立书写自由的制度。不但大多数人“不说话”，少数人说了，留下白纸黑字，会招致更大麻烦。焚书坑儒、以言贾祸，史不绝书。不过，史家必须有“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本领。灰烬、血污下面有残迹，艰苦的寻觅总会有所发现。

反启蒙思潮存在极大的误区

问：对新文化运动的研究是您之后的一个研究重点，但是方法论上还是和前面研究一样，是通过对参与新文化运动的具体人物，例如陈独秀、胡适等，来重新思考我们历史教科书中的既成认识。您关注较多的是其中的“激进主义”思潮问题，我们想知道的您作为历史学家如何来评论这场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思想文化革命？

袁：思想和制度是互动的，观念变革是制度变革的开端。任何国家和地区要走向现代化，都必须经历推动观念变革的思想运动的洗礼。在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实现以前，这样的思想运动不会终结。欧洲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漫长过程是成功的典型。从甲午战败直至今天，中国的启蒙运动屡扑屡起，就是这个过程的体现。新文化运动无非是这个至今尚未终结的启蒙运动的高峰。

近年来，出现了世界性的反启蒙思潮。思想、文化本来是多元的。作为对现代世界众多存在问题的批判，反启蒙思潮有警世作用，可以启迪人们反思，更好地注意解决环境和社会和谐发展等诸多问题。不过，这个思潮有很大的片面性。

例如，他们把由于认识不足招致的环境破坏等问题，说成是发展和现代化本身就应彻底否定，不承认经济发展和民主、自由、法治的社会环境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条件。人口不断膨胀，在不发达状态下，为了活命，连草根都啃光，谈什么环境保护？在专制制度下，一道圣旨可以导致把全国山林砍得七零八落，有谁敢于抗议，不砍你的脑袋已是莫大恩典，又有什么环境保护、消灭贫富差距？

又如，他们断言新文化运动反传统导致中国社会长期动荡不安。这首先没有弄清传统的性质。中国沿袭几千年的以三纲为基本框架的宗法专制制度不反行不行？至于非制度性的文化，新文化运动又何曾“全盘反传统”？文学艺术领域不但没有什么“全盘反传统”，还把一些长期被掩盖的瑰宝的尘土抹去，显露出璀璨夺目的本来面目。先秦诸子和佛学研究也空前繁荣。何况这不过是民间文化运动，自由讨论，自由选择，没有任何权力可以倚仗，也没有出现“破四旧”一类荒唐行动。如此平和而且功勋卓著的新文化运动，有痛加讨伐的必要吗？

反激进主义是必要的。任何时候、任何地区都会有极端思潮，它在揭露社会弊端等方面可以发挥重大作用。但是，没有经过冷静审视，把激进主义的极端主张变为行动指南，往往招致巨大的灾难。正是启蒙运动提倡的自由、民主、法治、理性为消除这类灾难提供了思想和制度保证。反启蒙思潮反对的不是那些极端主张，没有找到激进主义的真正体现者。在一个尚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笼统地反对启蒙，无疑是对历史全局的认识出了差错，从而混淆了是非。

制度才是国家盛衰的关键

问：您和其他的历史学家的研究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在于您更多的是在一个世界史的视野里来研究中国的历史。

袁：要懂得中国，必须懂得世界。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有长处和短处，这些都只能在比较中显露。揭短是前进的开端。诋毁揭露本国、本民族的不足的有识之士，把“汉奸”“卖国贼”之类的帽子往他们头上戴，只能显示诋毁者无知和蛮横，恰好为汉民族传统文化的狭隘、排他的负面因素提供新的佐证。

19、20世纪中国的挫折不是偶然的。孽根在秦汉之际甚至更早已经种下。比较一下先秦和古希腊的思想和社会状况，人们应该有所感悟。中世纪中国没有自治城市，没有典型的封建制度下等级之间的契约关系，没有多元力量（王权、神权、领主等等）互相制约，没有议会制和法治的雏形……这些缺陷决定了日后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艰辛。热闹一时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可以自行缓慢发展资本主义”，全都是想当然的假问题。种族没有优劣之分，制度却有先进、落后的界限。中国人至今还在为祖宗建构的落后制度还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