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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氛紧张得很，简直一绷即断。他们都坐在那儿，看着我这儿，面孔生硬，眼神冷酷。那个黑胡子大块头，踱到桌子一端，倚在桌板上，盯着我。

“听到他说什么了吧，”他沉着嗓子阴声道，“现在，听话，喝酒，回家。不管你家在哪儿，总之回家。”

我什么都没分辩，因为此刻的情势更紧张了。也不知道是想证明给他们看还是什么，总之我花了好一会儿才喝光伏特加汤尼。然后我走了。

诡异，但我并不恼火，只是完全被这不可思议的一出儿给吸引住了而已。而且现在让我抽身，怎么可能呢。我必得把答案搞出来，而且我突然发现，有个方法简单易行。

我钻进“标致”汽车，驶过桥，出了村，经过教堂和长老室，往布雷肯尼的方向走。走过教堂几百码之后，我把汽车扔进一个马车棚里，徒步往回走，只从汽车手套箱里拎出来一架小型的宾得相机。

我并不害怕。有那么惊心动魄的一次，我在贝尔法斯特的欧罗巴酒店，被人一路挟持到了机场。他们把枪藏在衣服口袋里逼着我，建议我为了自己好，搭下一班飞机离开别再回来。但是这类事情我都经过若干回了，甚至以此为题出过书。

回到墓园的时候，那块祭奠施泰因纳和同伴的石碑还跟离开时一样。我再次检查了一遍铭文，以确认不是自己看走眼，还从不同的角度拍了好些照片，然后疾步走进了教堂。

塔楼底部有块布帘，我走到了帘子后边。唱诗班的红罩衣和白色法衣整齐地挂在排架上。这儿摆着一个铁皮箱子，若干敲钟绳从阴暗的高处悬垂而下。墙上的一块牌子向全世界宣告，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在这座教堂奏出了五千零五十八响的巴布小调式[4]。我还注意到，雷科尔・阿姆斯比也是参与其中的六名敲钟人之一。

更有意思的是，这块牌子上有一排小洞，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涂料和锈迹堵死了。虽然匪夷所思，但是这些痕迹真像是机枪扫射出的枪眼。

我正对的是殡葬登记处。但是此处并没有任何的书册簿记之类。我走出布帘，几乎马上就注意到了圣水盆后面墙上的一堵小门。我试探着拉动把手，轻轻松松就把门打开了。里面的屋子很小，贴着橡木墙板，显然是圣物组。一个架子放着几件教士服、法袍和斗篷，一个橡木碗柜，还有一张老式书桌。

我先试着翻了翻碗柜，立刻就有了收获。各种各样的记录簿都整整齐齐地码在里面的一个架子上。一共三本殡葬登记簿，其中第二本就是一九四三年的。我迅速地翻了一遍这本册子，无奈满怀希望之后立刻就是巨大的失望。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登记了两个去世的人，都是女性。我又赶紧一路翻阅到了年初，这并没花太长时间，然后合上登记簿，放回碗柜。问题现在比较明朗了。不管这个施泰因纳是谁，只要葬在这儿，都应该登记在案。根本没有可能绕过英国这条法律。这样的话，归根结底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打开圣物组的门走出去，回身把门带上。两个酒吧里的人拦住了我，一个是乔治・王尔德，另一个就是那个黑胡子大个儿。我不禁注意到这大块头手里拎着一把双管霰弹枪。

王尔德客气道：“我劝过你，让你自走自路，先生，这你得承认吧。为什么您就这么不听劝呢？”

黑胡子说：“还他妈等什么啊，动手得了。”

这样的块头动起来竟然能有这样的速度，真令我震惊。他一把抓住我大衣上的翻领，这时圣物组的门也开了，维里克走了出来。上帝啊，他这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可我倒是相当乐意看见他。

“到底怎么回事儿？”他问。

黑胡子应道：“神父，您就交给我们得了，我们处理吧。”

“用不着你们处理，阿瑟・西摩尔，”维里克说，“退下。”

西摩尔倔强地看着他，还是攥着我不撒手。我有许多种方法收拾他，但实在看不出来有什么意义。

维里克再次开口：“西摩尔！”这一次他的声音铿锵若铁。

西摩尔慢慢地放开了手，维里克说道：“别再来了，希金斯先生。很明显眼下的情况对你没什么好处。”

“有道理。”

维里克插手之后我并没表示出抗议的态度，而且确实也不是久留之计。于是我几步小跑回到了停车的地方。这件扑朔迷离的事情，以后再考虑不迟。

我走进马车棚，发现雷科尔・阿姆斯比正坐在我的车上捻烟卷儿。见我过来，他站起身说：“啊，你来了。这回要走了？”

他脸上又是那种无比狡黠的神色。我掏出香烟，递给他一根，“知道吗？”我说，“我可不觉得你像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

他嘿嘿一笑，朝着雨天吐了一口烟：“多少？”

我立刻明白了他的言外之意，不过还是顺着他的话接了下去：“什么多少？”

“你觉得得花个什么代价？打听施泰因纳的事儿？”

他重新靠在车身上，看着我，等我的反应。我掏出钱包，抽出一张五镑的钞票，用两只手指夹着。他的眼睛一亮，探过身子来。我却抽回了手。

“噢不行不行，我得先听点儿答案。”

“好吧，先生。你想知道点儿什么？”

“这个库特・施泰因纳——到底是谁？”

他的眼睛又开始贼兮兮地转，嘴角又是那种狡猾的笑容。“这问题很简单，”他说，“他就是带着手下来暗杀丘吉尔先生的那家伙。”

我震惊得盯着他半晌无言。他从我手中取下那张五镑钞票，转身拖着步子走掉了。

生活中，有些事情给人的冲击实在是太大了，就好比电话另一端的陌生人告诉你说你的某个至亲刚刚死掉了，这种事根本就没办法让人接受。语言失去了意义，思维也刹那间脱离了现实，需要好好喘上一口大气才能做好面对的准备。

听到雷科尔・阿姆斯比这番惊天言论之后，我差不多就是这种状态。不仅仅是不可思议的问题。要是我这辈子学到了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今天你说某事不可能，搞不好下周这事儿就会发生。如果阿姆斯比说的是实话，那么这个冲击在当时来说对我实在是太大了，我的头脑根本无法接受这件事情。

就是如此。我知道此事非虚，但是实在无力多想。我回到布雷肯尼酒店，打点行装，交了房费，动身回家。虽然我当时并没意识到，可这本来是旅程的第一站，却即将花掉我一年的时间。这一年里，我跟数百份文件打交道，进行了十数次采访，足迹差不多绕了地球半圈。旧金山、新加坡、阿根廷、汉堡、柏林、华沙甚至——最具有讽刺意味的——再临贝尔法斯特的法尔斯路。似乎到处都有蛛丝马迹，到处都有库特・施泰因纳的一些秘闻——库特・施泰因纳，整个事情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