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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教堂很漂亮。”他拣了最近的一排长凳坐下道，“不好意思，如今我特别容易乏。”

“那儿的教堂院子里有个墓龛，”我继续说道，“您大概知道那个墓龛吧？‘谨此缅怀詹姆斯・格里夫……’”

他立即把我的话头接了过去：“一六七六年一月十四日，他在北非巴巴里地区的黎波里港协助克劳迪斯里爵士将敌船付之一炬。”他强作了个笑容，“在这一带，这段墓志铭相当有名啊。”

“根据我的调查，格里夫担任‘橘树号’的船长时，有个搭档叫查尔斯・加斯科因。此人后来成为了一位海军上校。他因旧伤复发，死于一六八三年，好像是格里夫把他的遗体送回克雷安葬的。”

“我知道了。”他礼貌地回应道，然而并不曾显露出对此事有任何的兴趣。实际上，他的话语声几乎是在暗示他已经不大耐烦了。

“克雷教堂的墓园中并没有他的遗迹，”我说，“当地教区档案里也没有记录。我还去找过胡埃弗顿、格兰德福德和布雷肯尼的教堂，都是一样的结果。”

“所以你认为这个人有可能在这里？”

“我又重新理了一遍我的笔记，发现他从小就受洗成了天主教徒。于是我突然想到，他会不会是被安葬在了自己信仰所在的地方。我在布雷肯尼宾馆住的时候跟一个酒保谈过，他说斯塔德利村这里有一座天主教堂。显然这个地方太不起眼了，我花了好一阵子才找到。”

“恐怕你白费力气了，”他站起身，“我在这座圣母玛利亚教堂已经二十八年了。可以跟你保证，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么一位查尔斯・加斯科因。再说，你提到的那个时间里，圣母玛利亚教堂并不属于罗马公教。”

“是啊，我还在想亨利八世和宗教改革运动[2]在这一带究竟是个什么情况呢。”

“跟当时大多数英国教堂一样，圣母玛利亚教堂也成为了英国新教的教堂，”他说，“但是上个世纪末，这幢建筑又重新皈依了罗马公教。”

“不会感觉太奇怪了吗？”我问道。

“不。”他没有进一步加以解释。不耐烦已经很明显了。

显然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我感觉自己的失望之情已经溢于言表，但是我仍然追问道：“关于加斯科因，您绝对肯定吗？当时的教堂档案呢？没准儿下葬登记表中会有突破呢。”

“我的个人爱好，恰好就是研究本地的地方史，”他略带尖酸地回应，“跟教堂有关的档案没有我不熟悉的。我可以担保，没有任何地方提到过一位叫查尔斯・加斯科因的人。不好意思，我要用午餐了，失陪。”

移步过去的时候他的拐杖打了滑，他趔趄了一下，几乎跌倒。我一把挽住他的胳膊肘，恰好踩在他的左脚上，他却几乎动都没动一下。

我说：“真抱歉，我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他再次笑了一下。“没事，踩了就踩了吧。”他用拐杖指指自己的脚，“活遭这么一茬烂罪。但是怎么说呢，反正我如今是适应了。”

这种话让人没法接，显然他也没等着别人去附和。我们一道顺着窄道走着。由于他的腿脚问题，我们走得很慢。我说：“这教堂真实在是太美了。”

“没错。我们都感到很骄傲。”他为我拉开门，“没帮上什么忙，不好意思。”

“没关系的，”我说，“您介意我离开之前在教堂的院子里转转吗？”

“我明白了，谁也说服不了你。”然而，他的口气里并无恶意，“请随便，这里有很多石碑都相当有意思呢。我尤其建议你去最西边的石碑群去看看。那是十八世纪初的东西，而且手艺明显跟克雷的石碑差不多，出自同一个人。”

这次他主动伸出了手。我和他握手的时候他又道：“那个，我感觉你的名字耳熟。去年写乌尔斯特冲突[3]的是不是你？”

“是我，”我说，“恶心事儿。”

“是战争就恶心，希金斯先生。”他面沉如水，“那种情况下人心全都硬透了。再会吧。”

他关了门，我来到长廊上。真是古怪的会面。我点了根烟走到雨中。教堂司事接着挖别的坑去了，此时整个院子就剩下我一个人——当然，那些乌鸦除外。“列宁格勒的白嘴鸦”。我再次琢磨了一下，然后坚决把这个想法从脑中摒去。还有事儿要做呢。跟维里克神父这么一谈，我哪里还能对找到这个查尔斯・加斯科因的墓地抱多大希望，实际上根本就无法可想了。

我一步步往最西边踱的时候，注意到了他所提到的那些墓石。确实有点儿意思。用生动又朴素的雕工刻画出骷髅、骨架、带翅膀的沙漏，还有大天使。有意思，只不过完全不是加斯科因的年代。

我花了一小时二十分钟遍历了整个地方，最后我终于意识到，自己被打败了。原因之一是，这个院子跟最近看到的绝大多数乡下教堂院落都不一样，一切都保持得井井有条。草坪修了，灌木剪了，几乎没有什么长势过剩或者遮挡视线之类的现象存在。

这样看来，确实没有查尔斯・加斯科因了。我终于承认自己失败的时候，正站在刚挖好的坑旁边。教堂的老司事找来张油布铺在上面挡雨，油布的一端掉在了坑里。我蹲下去把布拽起来，正要起身的时候，注意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一两码远之外，靠近教堂墙角的塔楼脚下有撮杂草，里面有块扁平的墓石。这是十八世纪早期的手艺，当地石匠的典型作品。墓石上刻着精美的骷髅，骷髅上方交叉了两根骨头。这是一个棉毛商人杰里米亚・弗勒尔、他的妻子，还有他两个孩子的墓地。而我正蹲着，因此注意到这墓碑下头还有块石板。

骨子里的凯尔特人情怀迅速泛滥，一股激情瞬间澎湃，我仿佛意识到，距离某种事情只有一线之隔。我跪在墓石旁边，试探着用手去推它。很困难。但突然一下子，它动了。

“来吧来吧，加斯科因，”我轻声说，“我可找到你啦。”

石板移到了一侧，斜倚在草堆上，露出表面来。我估计，这是我这辈子最瞠目结舌的一刻。石碑很朴素，顶端有个德国十字——大多数人都把这个叫做铁十字。下边的墓志铭是用德文写成的，“Hier ruhen Oberstleutnant Kurt Steiner und 13 Deutsche Fallschirmjäger gefallen am 6 November 1943”。

我的德文绝大多数时候都属于不好不坏那种，主要是没有使用环境。但是对于看懂这段文字足够了。“库特・施泰因纳中校，以及十三位同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六日陨殁的德意志空降猎兵，长眠于此。”

我就那么在雨里蹲着，仔仔细细地检查我是不是翻译错了——没错，真的没错，可这完全让人一头雾水嘛。有一次我碰巧写到这个方面的文章，所以最起码我知道德军公墓一九六七年设在了斯坦福郡的坎诺克・彻斯，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于英国阵亡的四千九百二十五名德国军人都被移葬到了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