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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墓园门口进来的时候，有人正在这块墓地的一角挖土坑。这件事情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差不多后边的一切事情都是从这个场景开始的。

教堂最西侧，五六只白嘴鸦像黑色的破口袋一样在山毛榉树枝上扑腾，对着彼此愤怒嘶吼。我立起风衣领子，不让劲雨侵入，绕过碑石，径直过去，走向墓地。

不知道那人是谁，也听不明白他在低声自言自语些什么。一锹泥扬出来，我闪过它，站在刚刚挖出来的土堆旁边，探头道：“这天气可真不适合干这个。”

他闻言抬头，倚着锹把。这老头子好大一把年纪，戴一顶布帽，外套满是泥巴，身上披一个装粮食用的麻袋。他双颊深陷，胡茬灰白，潮乎乎的眼睛里一片呆滞。

我又试着说了一句：“下雨了。”

他似乎恍然，瞥一眼灰蒙蒙的天，挠挠下巴道：“要我说啊，这天还得继续坏上一阵，然后才会好。”

“肯定是够让你费劲的。”我说。墓坑底部起码积了六英寸深的水。

他一锹戳在墓穴的另一头上，一下子戳开一个大口子，就好像什么腐烂透了的东西炸开了一样。泥土扑啦啦地掉下来。“这还不止。这些年呐，他们往这个小破地方里搁的死人太多太多。这哪里是把死人往土里埋啊，根本就是往死人骨头里埋嘛。”

他露出光秃秃的牙床哈哈大笑，然后弯下腰在脚边的泥土里翻翻捡捡，捡起了一截指骨。“明白我讲什么了吧？”

生命成了这种样子，哪怕是对职业作家，此时的吸引力也绝对是有限的。我决定把话引回正题：“这是个天主教堂，没错吧？”

“这儿全是罗马公教[1]教徒，”他说道，“一直以来都是。”

“这样的话也许你能帮我个忙。我在找一个墓穴，也可能是教堂里的一座碑。这人叫加斯科因——查尔斯・加斯科因。是位海军上校。”

“没听过，”他说，“我在这儿当教堂司事都四十一年了，没听过这个人。什么时候下葬的？”

“大概一六八五年。”

他无动于衷道：“啊，这样啊。那时候还没有我呢。去问维里克神父吧，他大概能了解点儿情况。”

“他在里面吗？”

“不在这儿就在内室。内室在墙后，树的另一边儿。”

这时候，山毛榉上的乌鸦不知道为了什么突然骚动起来了，几十只乌鸦在雨里一边盘旋着飞，一边喇喇地乱叫一气。老人抬眼瞧了瞧，随手把指骨往树丛一丢，突然嚷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闹心的杂种！”他叫道，“滚回列宁格勒去！”

我本来转身刚要走，闻言站住脚好奇道：“列宁格勒？怎么提起这么个地方来？”

“它们就是打那儿来的，还有八哥也是。它们本来都在列宁格勒，十月份就会跑到这儿来。那边儿的冬天太冷，它们哪里受得了。”

“这样啊？”我说。

他的表情这时已经生动起来了。他从耳后取出半截烟卷儿，塞进嘴里。“那边的冬天冷得能冻掉屁股。打仗那时候，多少德国人都死在列宁格勒了，既不是被打死的，也不是因为别的——纯粹就是冻死的。”

我被这番话深深吸引住了，问道：“这都是谁给你讲的？”

“关于鸟的事儿？”他问。突然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脸上满是捉摸不透的狡黠，“干吗，这都是魏尔纳给我讲的。关于鸟的事儿他全懂。”

“魏尔纳是谁？”

“魏尔纳？”他的眼睛眨了又眨，脸上又挂出那副呆滞的表情，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装出来的。“魏尔纳是个好家伙，好小伙子。他们不该那么对他。”

他弯下腰去继续挖土，对我完全置之不理了。我又多待了一会儿，然而显然他再没什么话可跟我讲了。因而，很遗憾——本来似乎会有个好故事的。我转身上路，沿着碑石朝大门走去。

我在门廊站住了脚。墙上有块漆黑的木牌子，上面的金色油漆字迹已然褪了色。顶上写着：

斯塔德利村-圣母玛利亚及众圣徒教堂

下边是望弥撒和忏悔的时间，落款上写着“菲利普・维里克神父”。

门是橡木做的，用铁条和螺栓箍在一起，年头很久了。青铜狮子造型的把手，狮嘴里衔着一只大铜环。这铜环要先扳到一侧才能开门，带起一阵吱吱呀呀的刺耳响声。

我以为里边会昏暗不堪、漆黑一片，然而映入眼帘的却好似一座缩小版的中世纪大教堂，四处泛着光明，不可思议的开阔。中庭的拱顶美轮美奂，巨大的诺曼式柱子直插木制穹顶，雕饰着各式各样的花纹——人物、走兽，精妙绝伦。穹顶两侧圆形的气窗投射进明亮的光，这光明让我无比惊讶。

精美的石质圣水盆旁边，墙上有块漆牌，曾在此侍奉天主的所有神父的名字都列在上面，开头是一一三二年的拉斐・德・柯西，一直到维里克的名字再一次出现为止。维里克神父一九四三年接管了这座教堂。

后边有座狭小阴暗的祈祷室。烛火在童贞玛利亚的画像前摇曳不定，好似圣母的光辉凌于这片昏暗之中。绕过这间屋子，沿着长凳之间的过道走过，寂然无声，只有圣灯隐隐透出红宝石色的光。祭坛旁边高悬着一座十五世纪的耶稣受难像。雨水敲打高高的窗子，如同闷闷的鼓声。

我身后传来了一阵脚在石头地面上拖蹭的声音。一个干涩、生硬的嗓音说道：“请问有什么事吗？”

我转身过来，看到圣母祷告堂的入口站着一位神父。他个子很高，面容憔悴，缩在褪了色的黑修士服里。他头发花白，发茬短到刚刚露出头皮；眼窝深陷，好似刚刚患了病，而腮边紧绷的皮肤更加强了这种印象。他有一张漠然的面孔。要么是军人，要么是学者，但想到告示牌上写着他是天主教耶稣会信徒，那么无论哪种都不会使我感到惊讶。然而照我的判断，这张面孔还说明病痛时刻不离他的左右；他朝前迈步的时候，我看见他吃力地拄着一根黑刺木拐杖，拖着他的左腿。

“维里克神父？”

“是我。”

“刚才我跟外面那位老人家说话来着，那位教堂主事。”

“啊，你说的是雷科尔・阿姆斯比吧。”

“原来他叫这个名字啊。他觉得也许你可以帮上我的一个忙，”我伸出手，“我叫希金斯，杰克・希金斯。我是个作家。”

他迟滞了一下才跟我握手。虽然这是由于他需要把拐杖从右手换到左手，但在我看来，他绝对还是有所保留。“我能帮你什么呢，希金斯先生？”

“我在为一本美国杂志写专题系列，”我说，“历史方面的题材。昨天我拜访了克雷的圣玛格丽特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