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巴比伦（第2/8页）

萨尔贡这位远古的冒险家，尽管来自于蛮荒之地，但还是培养了这种骄傲的野心，消除邻近城邦的独立并将“普天之下的土地”4统一到最高的统治者手中，这一直是两河流域所有强者的典范。在建立阿卡德大约两千年之后，他仍然是伟大国王的典范。确实，在波斯人征服这里之前几十年，人们对他的膜拜达到了真正狂热的地步。在埃兰的首都苏撒，原先由萨尔贡的孙子为他打造的胜利纪念碑被清理出来，长期展示；在阿卡德，当一尊这位伟大人物的雕像出土的时候，那波尼德马上前来视察并指导对它的修复工作；各种“博物馆”到处兴建起来，例如在乌尔，那波尼德国王的女儿恩尼加尔迪南娜公主收藏的大量古物被认真地分门别类并向公众展出，以达到启迪民智的作用；与此同时，在巴比伦这里，许多学者们在各大图书馆的浩瀚藏书中查找古代的文献，引经据典，为他们主人的各种奇思妙想和需求寻找合法依据。在两河流域生活的人们，由于长期生活在数千年来留下的积习之中，向来谨慎遵循古制。他们并没感觉受到古制的压抑，而是不断重新利用、组合它们，并利用它们寻求利益。

面对这种古老带来的威胁，人们期待波斯人用不同的方式回应它：怀疑，最好是恐惧。不仅是他们自己的历史，很多人的历史与之相比，也只不过是一瞬间。随着时代的变迁，有人谨慎记录着王家世系和星象图示，对于依靠这些材料的人来说，它们都是知识——而知识就是力量。巴比伦向来以神巫云集著称。整个美索不达米亚自古以来建立起一个天文观测台的庞大网络，以便于占星士观察上天的各种警示，并以最快的速度将它们的消息传给巴比伦那些智慧过人的首脑们。这种预见未来和绘制为管理国家提供依据之用的星图的能力，通常能够成为巴比伦各个国王的潜在武器。他们的城市同样也因精细而神秘莫测的宗教仪式而闻名，那里有无数的塔庙和神殿，据猜测那些纪念碑修建于远古时代，其设计图可以追溯到鸿蒙初辟的年代，用来修建这些建筑的砖块上印有众神的指印，当这一切联系起来的时候，巴比伦几乎无人能及，不可战胜。

而当公元前539年居鲁士第一次以征服者的姿态来到这座城市的时候，并没有感到任何威胁。的确，他对美索不达米亚这些异域的复杂传统表现出比那波尼德更大的兴趣，他认识到这些因素对帮助自己统治具有重大的潜能。巴比伦的末代国王虽然对古物非常着迷，但最终在研究这些问题上走得太远。他不满足于对萨尔贡的英雄崇拜，甚至吹捧亚述诸王，将他们称为自己的“王室祖先”5，并采用了他们的头衔。这种做法在一个某位亚述国王试图从地球表面将其抹去的城市中，应该说至少是不够谨慎的。然而对巴比伦人来说，从情感上更觉得是被冒犯的，那波尼德的行为中最为致命的是，他居然将马杜克神像的鼻子从接合处弄掉了。

对于一位神来说，最为麻烦的就是尊重他的尊严，这一点通常是难以想象的。任何人类，即使是最伟大的统治者，也难以承担冒犯他所造成的后果。这就是每当新年到来的时候，人们都愿意看到国王拜访城市中最大的神庙埃萨吉拉，并在马杜克神像的责备目光之下，接受一个宏大仪式的羞辱，在这里国王被他人掌掴面颊和揪耳朵。如果国王因此泪流满面，那就最好不过了，因为这意味着神对此感到满意；如果国王对此无动于衷，那么这预示着他的王国将要遭受某种灾祸。按照巴比伦人的思考方式来说，那波尼德的行为可以说是特别恶劣。不仅因为他自己经常不在巴比伦，整整10年没有拜谒埃萨吉拉，而且更为火上浇油的是，他在马杜克神的宫殿中提倡崇拜古老的月神辛（Sin）。他的确发掘到了这样做的完美的古代理由，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巴比伦并不像它的市民们所夸耀的那样，是世上最为古老的城市，事实上反而修建得相对较晚，因此，其庇护神马杜克同样也应当是后来才登上众神宝座的。那波尼德希望通过发动对辛神的崇拜，为他历史悠久的帝国提供一种不太明显的爱国尽忠的情怀，从而削弱马杜克神盛气凌人的感觉。然而，这样做的结果，使他亲自为居鲁士致命的宣传攻势彻底地敞开了道路。据说，“马杜克纵览天下万国，寻求一位合适的统治者”6，并最终找到了一位波斯国王。居鲁士被他的新臣民迎进了巴比伦城，谴责那波尼德为异端，并高兴地将自己宣布为马杜克神所选择的王者。城市古老的宗教仪式现在被允许继续举行免遭打扰；那些用于礼拜的偶像，原先被那波尼德挪作警卫之用，现在也被重新放回适当的神龛中，据记载，在波斯统治的头几个月中，冈比西斯作为父亲的代理人，也曾经前往埃萨吉拉参加掌掴耳光的新年仪式。

马杜克神因此非常满意，两河流域的土地也秩序井然。诚然，波斯人只不过是些暴发户，对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居民来说，被他们眼中的乡下人统治实在令人心神不宁；但是居鲁士和冈比西斯为巴比伦人带来了和平。作为王者来说，这一点是最为重要的美德了。马杜克神的祭司们得到了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首要地位和巨额财富两方面的确认之后，和别的本地人一样热心地与异族统治密切合作起来。大规模的商业活动依然繁荣。在那波尼德统治时期不断恶化的通货膨胀得到控制；商路不再由于波斯的制裁而中断，现如今重新充满了车队。对于商人和银行家们来说，将美索不达米亚吸纳到一个世界帝国中为他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商人们不会将对故国尽忠的感情看作牟利的因素。例如埃吉比斯这个银行世家世代以来为巴比伦本地王公们提供贷款，但是在他们见证了那波尼德垮台之后，立即顺从地接受了新秩序，他们在自己的商业文书中采用了居鲁士继位后的纪年，并希望将事业扩展到伊朗。几年之内，他们就在埃克巴坦那乃至整个波斯开办了自己的办事处，在各个不同的广阔领域中积极投资，其中包括奴隶贸易和买卖婚姻。随后，由于在两河流域突然爆发了叛乱，埃吉比斯家发现自身遭到垮台的威胁。公元前522年深秋，他们在巴比伦的总部和各地分支机构失去了联系。这个家族中两个兄弟滞留在波斯。银行的外债开始增加。所以在埃吉比斯家族看来，这座城市的叛乱带来的不是自由而是灾难。如果能够尽早镇压叛乱，恢复市场的稳定，那才是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