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学的“解冻”及其在俄罗斯文学发展中的地位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的去世开始了苏联历史的新时期。文学家首先感受到社会气候的变化。这年4月，列宁格勒女诗人О.别尔戈丽茨在《文学报》发表的《谈谈抒情诗》一文中就说：作家“不可能没有个人表现”，呼吁诗歌中“多一些真诚和解放”。她批评：在“很多抒情作品中缺乏主要的东西：没有人情味，没有人”。一些诗人“一听到个性这个词”竟“不寒而栗”。这是文学界发出的最早呼声，要求文学回到它的主题，即人和人的感情上来。5月1日，《文学报》打破了多年来官方庆典的传统，在第一版刊登了整整一栏爱情诗。
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一书中回忆，他决定写一本中篇小说并立即写下书名《解冻》的时候，曾想到1953年的4月。这年4月，对俄罗斯来说不只意味着春天的即将来临，而且还是一个难忘的特殊时期。斯大林去世才一个月，国内的政治生活已经发生变化：“医生案件”平反、公布了苏联人民演员米霍埃尔斯被谋杀的消息。[41]
6月23日，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团决定重新吸收1946年被开除的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为作协成员。作家兼评论家К.丘科夫斯基得知这一消息以及《鳄鱼》杂志有可能发表左琴科沉默时写的短篇小说后，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包括绝大多数文学家和艺术家将获得新的生命！”[42]
7月25日，作家谢尔文斯基因非党诗人谢赫捷尔的诗集被出版社拒绝而给马林科夫写信。信中说：作为作协会员的专业作家不去找作协，而找自己的文友，说明“他对作协已不寄希望”。他接着批评，笼罩在作协内部的“恶劣气氛”，“距社会主义艺术家自由创造、自由争鸣的纯洁气氛太远了”。写信人还批评党中央宣传鼓动部，早在战争时期，为了把作家协会控制在自己的视野中，在作家中选拔了几十名“有关系”的文学工作者，把他们安插到文学界各个部门，正是这些人占据了领导岗位，进而成为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和各杂志、丛刊、出版社编委会，甚至斯大林文学奖金评选委员会的头目。他们拥有无限权力，官官相护，相互纵容，充分肯定自己，清除竞争对手，最终脱离作家，成了广大作家所深恶痛绝的帮派。[43]
8月22日《文学报》以И.沙米亚金《幸福时刻》小说的命运为例，批评“一些编辑和评论家不正确地帮助作家，却促使他们伪造和通过不妥当的方法粉饰现实”，号召作家在那种情况下应勇敢地对抗批评者的非难。
诗人瓦·特瓦尔多夫斯基主编的《新世界》，在文学的“解冻”时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杂志的8、9月号上连载了费·潘菲洛夫的《伏尔加河——母亲》。小说主人公大声疾呼：“忘掉规划，想想人民的需要吧！”[44]潘洛娃的《一年四季》揭露了一个利己主义者和投机家的上层人物。作曲家阿·哈哈图良说：“创作问题不能用官僚主义方法来解决。”[45]爱伦堡在《旗》杂志10月号上也提醒读者：艺术上的统计和工业上的统计完全是两码事，契诃夫和高尔基，他们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喜欢什么时候写就什么时候写，而不受行政官员和作家协会的监督。
《新世界》杂志12月号发表了弗·波梅兰采夫《论文学的真诚》一文，作者大胆而激烈地批评了苏联文学的现状。他认为，创作需要才华，首先要有真诚。有些作品之所以“装腔作势”、“矫揉造作”，“人物和环境全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就是因为作者缺乏“真诚”。他指出，“一切公式化，一切非出自作者本意的，都是不真诚的。”而最坏的乃是“粉饰现实”。“粉饰现实”源远流长，表现手法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凭空杜撰永庆升平的景象”；掩盖生活中实际存在的“丑事和坏事”；回避矛盾和斗争。他告诫作家：“你如果总是要看某人脸色行事，你就是个坏作家。”千万不要干“估价行情”的蠢事。他还批评一些评论家“发出的不是声音，而是回声，没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而只是四处散播别人授予他的东西。”他甚至说：“那些追随斯大林奖金的颁发而写的文章，一般说来只是点胡椒面，而不是文学的概述。”[46]波梅兰采夫的这些言论，立即引起了共鸣。古比雪夫的一位读者在信中写道：“普通的诚实人”早就发现这种丑恶的现象，并且愤恨至极，作家替老百姓说出了“大胆、实在而又公正的话”。这位读者还表示：“所有有头脑、热爱真理的人们，都会理解您。”[47]作家B.杜金采夫在一次读者座谈会上也说：“我认为，波梅兰采夫的巨大功劳在于，他第一次大声喊出了诚实的必要性，他是在向我们的良知呼吁。”“因循成习的不诚实，不只是一个文学问题，而是全社会的通病。”[48]
12月5日，丘科夫斯基同费定会见了文化部长波诺马连科后，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波诺马连科向他们叙述了自己朴实的自由主义新纲领，并告诉他们，他给莫斯科高尔基艺术剧院的导演和演员说了，今后演出从首长的监督下解放了。[49]12月6日，马雅可夫斯基的《澡堂》被停演了1/4世纪之后，经过重新排练，在莫斯科讽刺剧院上演。不过，就在1954年初，波诺马连科却被调任哈萨克斯坦党中央第一书记，而文化部长改由原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长亚历山德罗夫担任。这里已经包含某种玄机。
《新世界》杂志在1954年的3月号上发表了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山外青山天外天》的一部分。这是诗人对时代的感受、体验和思考的叙事诗，表达了“人的自我独立——是他伟大的保证”。“解冻”文学的典型特征就是强烈要求表现过去被压制了的人的个性，它的内在自由，他的尊严，它的责任感。在这首长诗中有“伟大列宁从不是神/也没有叫人造神”的诗句。[50]4月号刊登了列宁格勒大学副教授Ф.阿布拉莫夫《战后散文中的集体农村人》评论文章。作者大胆触及了“最神圣的东西”——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的作品，批评了巴巴耶夫斯基、马尔采夫、尼古拉耶娃及其他作家的“模范作品”，说他们不惜用粉红色油彩把平日集体农庄生活描绘成光辉灿烂的节日景象，嘲笑了巴巴耶夫斯基的《金星英雄》和尼古拉耶娃的《收获》千篇一律的主人公、互相雷同的俊男靓女。这一年，阿布拉莫夫发表了自己的长篇小说《兄弟姐妹》。这是“解冻”时期头一部比较成功的描写北方农村生活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