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文学“解冻”的原因与苏共文学政策的教训

只有把文学的“解冻”放在俄罗斯文学发展的总进程中去研究，才能比较清楚地看明白文学“解冻”的原因以及它在俄罗斯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同样，只有弄清了文学“解冻”的原因及其意义，也才能使我们对俄罗斯文学的发展有一个更深切的认识。这就是笔者给本文加上一个“20世纪俄罗斯文学曲折发展的一个解扣”副标题的原因。

俄罗斯文学为什么能得到高度发展，而且在苏联时代经历了那么大的曲折，迄今又能站到世界文学发展的前列？一个国家文学艺术的发展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有国家和社会提供的丰富创作素材；有独立的文学家队伍。这两者缺一不可，如果只有国家和社会提供的素材，而没有独立的、成熟的文学家队伍，没有他们深入地思考国家面临的各种问题，从而用文学的手段加以反映和表现，也就不会有伟大的文学作品出现；同样，有了文学家的队伍，如果国家和社会存在的问题不紧迫、客观条件不典型，或者作家不能真实地反映现实，也写不出有代表性的、有震撼力的典型作品。

19世纪，俄罗斯处在不断的大变动当中。一方面，统治俄国人民的农奴制度和沙皇专制制度已成为阻碍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桎梏。从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开始，革命运动接连不断，几乎每过20年革命就跨入一个新阶段；另一方面，随着俄罗斯不断地向外扩张，国家的领土占了地球陆地的1/6，统治了100多个民族。国内的民族矛盾和国际上同欧洲大国之间的矛盾也常常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克里米亚战争失败以后，连沙皇也感到不能照常统治下去了，1861年进行了农奴制度的改革，试图通过由上而下的改革使国家转向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沙皇政府进行农奴制度改革，主要目的在于维护和巩固自己政权的基础，对取得土地的农民规定了极为苛刻的条件，社会基本矛盾并未得到很好解决，而且，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又增加了新的社会矛盾。这种大变动及其引起的社会变迁和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就为文学家提供了丰富的思考和创作的素材。这就是俄罗斯文学发展的客观条件。

国家和社会的大变革是以社会思想的进步为先导。从十二月党人和普希金开始，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都为解放祖国、摆脱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而呼号。在19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上半叶，先后活跃在俄国思想战线上的几位伟大的民主革命思想家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他们同时又是文学家、文学评论家，不仅进行了民主革命的启蒙运动，而且还接受了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为俄国的社会主义提供了一定的思想资料，对俄罗斯文学的发展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普希金之后，俄罗斯相继出现了一大批著名文学家：尼·瓦·果戈理、米·尤·莱蒙托夫、伊·屠格涅夫、尼·阿·涅克拉索夫、列·尼·托尔斯泰、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米·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以及安·帕·契诃夫、弗·加·柯罗连柯等。这些文学家的思想、艺术风格各有不同，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站在反对现存制度的立场上，对现实持批判主义的美学观。普希金的诗歌表达了青年一代渴望自由的心情，辛辣地讽刺了沙皇制度的反动与腐朽。果戈理用自己天才的幽默才能鞭打和讽刺了农奴制度和沙皇专制制度。莱蒙托夫的诗歌富有反抗情绪和浪漫主义倾向。屠格涅夫是对俄罗斯心脏的跳动最为敏感的作家。涅克拉索夫的诗歌气势磅礴，同情农民，为人民的自由歌唱。托尔斯泰被称作“俄国革命的镜子”^{[72]，他的作品对农奴制和资本主义的剥削、对国家、对统治阶级、对官办的教会、对黩武主义，均表示深恶痛绝。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天才的描写心理的作家。他敏锐地抓住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矛盾，揭露了人们在金钱势力支配下复杂而痛苦的感受，同情那些生活上毫无保障、受尽压迫的人们，热烈向往道德高尚而美好的生活。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是天才的讽刺作家。知识分子摆脱统治者的控制，坚决站在反对沙皇政权和现存制度的立场上，证明他们已经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俄罗斯文学家是组成独立知识分子队伍的重要部分。独立知识分子队伍的产生是俄罗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文明社会开始转变的标志之一。正是因为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家取得了独立的地位，每个作家才能独立自主地深入思考国家和社会面临的实际问题，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创作出许多不朽的伟大作品。}

19世纪90年代初到1917年10月这大约1/4世纪，是俄国历史上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一方面，这时候俄国的经济、政治、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另一方面，俄国政治、经济却面临重重危机。国内的各种矛盾，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各少数民族和大俄罗斯民族之间的矛盾、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和沙皇政府之间的矛盾，加上为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俄国同欧洲资本主义大国以及日本之间的矛盾，俄罗斯成为世界各种矛盾最集中的地方。日、俄战争中，俄罗斯的失败立即引发了1905年的革命。在这次革命中产生了各种政党和团体。沙皇政府被迫发表了建立国家杜马的宣言。但是，革命运动最终失败。革命失败后，国内的各种矛盾更加尖锐和激化。知识界围绕国家和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围绕革命还是改革、继续采取激进斗争还是改行社会改良和人的精神革命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19世纪产生的各种思想和政治流派：自由主义、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经济主义、立宪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在俄罗斯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宗教哲学及其神秘主义等，这个时候都在宣传自己的主张，企图影响俄国的政治走向。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寄希望于工业的发展与新兴的革命阶级，主张进行有组织的群众斗争，直至用暴力推翻旧制度，建立无产阶级的专政。立宪民主党则主张建立君主立宪制度。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主张渐进，先建立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共和国。实践已经证明，改革和革命都有自己的局限性。由上而下的改革总是要维护统治者的利益，会使劳动人民付出长期沉重的代价。激进的革命运动必然引起暴力冲突，不仅人民会付出血的代价，而且革命后由于人民群众的民主素养差，能否建立起民主和文明的社会，是一个现实问题。另一些文化人士在刺杀亚历山大二世、特别是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深信革命途径的不人道，提出了精神革命的思想，认为重要的是完善人的内心世界。对于这些争论，普列汉诺夫曾感慨地说：俄国一直处于启蒙还是革命的两难之中，鉴于人民的觉悟和文化水平低下，就应该先进行启蒙，但这却受到统治者的阻挠；为了排除启蒙的阻力，只能先推翻专制政权，但旧政权推翻后，又因为人民群众的觉悟和文化水平低下，建立不起真正的民主政权。各种思想同时存在并进行激烈的争论，正是俄罗斯面临的问题复杂、历史抉择困难的表现，也是知识分子有了独立地位的表现。所有这些困扰思想家和政治家的问题，同样也困扰着文学家。对文学家来说，同这些问题直接相关的就是如何看待人和社会历史的关系。建立在因果决定论基础上的批判现实主义美学理论显然遇到新的挑战，现实促使文学家寻求新的思维方法。世纪之交，西方先进国家在科学技术和思想意识上发生新的变化。量子力学的产生，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问世，使人类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白银时代文学的多元美学思维以及在这些美学思维影响下产生的文学作品，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产生的。布尔什维克站在自己单一的革命意识的立场上，把这个时期看作知识分子思想上的混乱，甚至是“知识分子的卑鄙可耻的时期”，显然是对这种多元思想争论一种简单化的“唯我独革”的看法。如果认真研究一下20世纪的俄国历史和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史，就会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当时，以H.别尔嘉耶夫、C.布尔加科夫等为核心的宗教哲学家和政论家出版了《路标》文集。他们指出：狂热信奉任何理论纲领都带有危险性，轻信某种社会理论具有普遍价值是没有道理的，并批判了激进主义者自身固有的弱点。《路标》派的观点当时受到革命派的批判，而在今天看来，他们的观点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出现了白银时代的文学热，人们希望从这些文学作品中汲取对国家和社会发展有益的营养，就是一个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