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公诲我，我负费公

1970年的夏天，我因友兼师余英时教授的推荐，得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一笔研究费，于6月全家迁居于麻省剑桥，自此有机会与所长费正清教授接近。

费教授是美国研究现代中国的开山老祖。我在密歇根做研究生的时候就已早闻大名。他的一部名著《美国与中国》也给我大开眼界，读此书才知道美国政坛新闻界与学术界对中国有一段共识之由来。况且我作博士论文的指导者余英时和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也都是费先生门前桃李，于是我也和很多其他学中国历史的一样，自分只是“三等僧众”，以能与大师直接接触为幸。

也真料不到费先生真能谦恭下士。1970年的夏天，天气奇热，研究所所在的柯立芝大厦的砖墙正当西晒，当日尚无冷气设备。一天下午，我独自在一间研究室里解衣宽带赤足。突然有人敲门，仓猝开门，迎面竟是费公（和他接近的研究生都如是称他，一班学生则将他两个名字颠倒，呼之为King John）。我还没有去拜访他，他倒先自我介绍：“I’m John Fairbank．”同时他又带来门下一位博士候选人居蜜女士。居小姐研究明代社会史。费公就和我说：“你对明史既有心得，不妨给她指点。”所以我未行弟子礼，倒已先被作幕上嘉宾看待。

在美国学术界讲我有如“非科班出身”。因为弱冠期间刚入大学，随即投笔从戎，以后在部队里待下十余年，体验过扪蚤吃狗肉各段经历，也曾装腔学做粗线条的硬汉子。自是再回头念书，也免不了在很多地方支吾将就，而尤以外文为甚。我虽然也曾上过美国的参谋大学，可是始终没有将英文有系统的培植得妥当。总是道听途说，满以为无师自通，实际上很多地方马虎松懈。而在哈佛的几个月间也真得到大师费先生一再的指正。中国之方志英文为gazetteer。如果我在稿本上错拼十次，费公也用红笔给我纠正十次。毫不轻松放过。“物资”则为material。如果提到时只是一种笼统的观念，有如泛称原料则为单数。如果涉及各种建筑材料，有如砖瓦油漆则为复数。如果我稿本上有任何差错，费公尚在纠正之后，仔细说明原委。这时候他手下的研究生博士候选人和像我这样的外来访问学者已不下一二十人。他自己还在修订《美国与中国》之第三版，有时候尚应各界邀请撰写书评，在电视前发表谈话，而仍然有此耐心，也真令人感佩。

我那时的工作，着眼于明代财政。我既已用“明代之漕运”作博士论文，也参加过富路德（L. Carrington Goodrich）教授主持的《明代名人传》之研究工作，又曾在教书之余将一百三十三册的《明实录》浏览一遍，更曾往芝加哥大学和华盛顿国会图书馆翻阅明代方志。积下来的资料，也算盈筐满箧。至此想写一本专书。虽然只有九个月的时间，猜想只要努力加工，应仍能及时交卷。在哈佛的另一好处则是成书时例收入《哈佛东亚研究丛书》，此乃美国汉学出版品之精萃。华裔教授中之闻名人物如何炳棣及刘子健都为执笔人。所以我虽非常春藤大学之科班出身，也指望所著书杀青，登上龙门身价陡增，不难在纽普兹学校加薪升级。

1970年乃是美国学潮起伏之际。五月初，俄亥俄州之肯特大学即因学生反对越南战争游行示威和弹压的州卫兵冲突，酿成流血惨剧。可是麻省剑桥却反是风平浪静。哈佛的各部门呈现特殊现象者为职业介绍所及雇聘处。大概每年一到夏间，此间教职员学生和眷属多往他处游历或研究，外来的学生和家眷等又莅临进香膜拜，出进之间，各种工作、尤其是临时性质的书算等职位，必有一番更动和交代。此外哈佛广场某晚有青年男女十余人，头发剃得奇形怪状，身穿褐色、黄色袈裟，也不知代表何教何宗，只是手执小铃“锨，锨，锨”地向人化募，而旁观看热闹的多，化缘的少。此外则虽是游人如织毫无其他特殊形象。

我的工作大要是将业已收集妥当的资料筹备整理翻写为英文。即使有时候须往哈佛燕京图书馆翻阅补充资料，这样的出处不多。一般的工作可以在柯立芝大厦内闭户造车。原来我的计划是将所写书包括整个明朝，上自洪武永乐下迄天启崇祯，注意由盛而衰的原因，也注重税收中晚期以银代实物的影响，可是费公严格地指出，那样牵涉过多，内容必泛滥无边际。他一向的宗旨，学生的论文不管题材为何，所概括的时间不过二十年，这样才能紧凑扎实。后来我一再辩论明朝的资料与19世纪不同，才折衷将预定的书刊所概括的期间限在16世纪。费正清先生又说：“你专注于16世纪，并不是其他的时代一字不提，同时你把16世纪写得好，则应当答复的问题必已找到适当的答案。”后来看出这些指点都说得对。

我写的第一章可算一帆风顺。其对象是明代官衙组织及各单位与财政税收的关系。关于明代官衙组织，早有先进学者贺凯教授（Charles O. Hucker）惨淡经营作成专书。写历史总是“后人骑在前人肩上”。他的一生著作我只要仔细拜读，半年也可得其梗概，因之引用起来，不觉即已事半而功倍，何况吏户礼工刑兵六部，府州县三级地方制本来就有它的层次和程序，所以纵使他们每个机关都预闻财政与税收，叙述起来仍不会杂乱无章。我给费公看的稿本经他褒奖，“你写得好，既正确又明了”。可是另一方面他也提出作历史的重点在“分析”而不在“描写”。这一点却伏下了我与他的关系日后发生隔膜之一大主因（见他1970年7月8日来信）。

7月中我交第二章稿时，情况已不如以前的完满了。首先他给我的评语（手写）即是牵涉过多，缺乏组织，我自己再读原稿，也确实如此。我再花了两个礼拜的工夫，一度改稿，也加入了一套数字，再附一段短笺，对我自己注重描写的立场有了带防御性的辩护。费公给我的答复更使我读来悚然。“我已经用尽了所能‘给你的’劝告了”，他给我如是坦白的写着。最后他说今后这稿本让一个第三者阅读，因为他是经济史专家。

原来哈佛东亚研究所是一个跨越各院系的组织，所引用的研究费用，也按各部门分配，即是像我们访问学者所作研究之成果，也代表各不同院系教职员的功业。这样一来，问题可麻烦了。给我看稿的经济专家暑期周游国内外，8月初回剑桥，他给我第一段评语即是：“作此等书务必先根据人口统计和耕地面积的确实数字。黄的文稿无一项可供读者抱有信心的因素。”我知道此人自己的著作一向以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s）为依归。我曾到他的办公室里和他对谈。他不能对我给传统中国的看法存信心，我也不相信他所掌握的计量经济学之万能，竟可以代替古代中国的历史。我和他说及不仅今日我们无法确知明代的耕地面积，即是明朝皇帝和户部尚书也不知道其确数，否则即不会有张居正丈量所发生的问题。我又对他说：“你这样不是要我做历史家，倒是责成我做财政改革者（fiscal reformer）了。”这当中有一个历史不是说明为何如此的发生，倒先要主观的咬定“应当”如是的发生之存意。至此他也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