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善第十一

妇女节育运动的先驱玛格丽特·桑格生前留下了一句名言：“生育太多，会增加人类的痛苦。”

出版家普利策一生中最痛恨的就是政治腐败。他说过：“什么是我们政治生活最大的破坏者？当然是腐败。为什么会造成腐败呢？自然是贪财。谁又是贪财最大的唆使者？……金钱是今日世界最大的诱惑力。有人为它出卖了灵魂，有人为它出卖了肉体，更有人把钱看成万能……”

1902年，托尔斯泰首次遭受心绞痛侵袭，自觉来日无多，于是再次致信沙皇尼古拉二世。历数俄罗斯人民的苦难后，他痛斥独裁和专制，称历代沙皇都可能并确实是“怪物和疯子”，一亿俄国人民唯一的要求是：自由。

易卜生是反映现实生活的大师，曾对一个给他写传记的作者说：“我所创作的一切，即使不是我亲自体验的，也是与我经历过的一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还对一个看不懂他的戏剧的读者说：“你若要充分了解我，必须先了解挪威。”

数学家怀特海是个天才，非常年轻就成了剑桥的教授。罗素在剑桥上大学时，怀特海看出罗素的才华，他上课时对罗素说：“你不用学了，你都会了。”不久后他们由师生变成合作者，共同写作了划时代的著作《数学原理》。

罗曼·罗兰年轻时曾认识了一对漂亮的意大利姐妹。罗曼·罗兰对她们都充满了爱慕，一时竟不知道到底喜欢她们两人中的哪一个。他暗自地体味着恋爱的苦恼，当他鼓起勇气试图表白的时候，他才发现两姐妹对他根本没有那方面的意思。罗兰感叹说：“我还不懂得独立思考，却自我陶醉在感情空虚的悲歌里。”

在流浪时，杰克·伦敦曾一连几个月在车上、车下和露天睡觉，乞讨度日，养成了吃苦耐劳的本领，也明白了一个道理：最能怜惜穷人的其实是穷人。他说：“给狗一块骨头不算善心，善心是跟狗一样饿时却与别人分享骨头。”

1910年到1914年之间，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委员会收到许多科学家的信和呼吁书，提名恩斯特·马赫为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候选人。在这些书信中，洛伦兹赞扬马赫的“美妙的工作”，他说，所有的物理学家都知道马赫的历史和方法论著作，并且，“许多物理学家尊称他为大师，是他们的思想导师”。

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总结其自杀研究，提出了三个命题：社会的人需要一个高于个人的社会目标；对这个目标所负的义务不至于使他失去自主；他的欲望应受到社会秩序给予的一定程度的限定。在自杀原因上，迪尔凯姆并不完全否定个人生理上的因素，但认为那是次要的，社会原因才是主要的。他说，当一个社会不能提供上述三项条件时，一些心理上脆弱的个人就可能会自杀。

1918年的诺贝尔化学奖颁给了弗里茨·哈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明了毒气，战争中死于毒气的人不计其数。他原以为，毒气进攻乃是一种结束战争、缩短战争时间的好办法。他的妻子因为对丈夫行为的负罪感而自杀。哈伯自己在战后也感到罪孽深重，以至于怕被人认出来而故意蓄起了胡子，并到外国去避了一段时间的风头。

维特根斯坦是个全才。他11岁的时候发明了一台缝纫机，他为自己的姐姐设计了据说是当时全欧洲最好的别墅，他还是一流的小提琴演奏者。在听罗素讲了一学期的数理逻辑课后，第二学期开学时他仍去听课。罗素对他说：“维特根斯坦先生，你不需要来听我讲课了，我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教给你了。”

希特勒母亲临终前，他坐在母亲的身旁，脸色惨白。为了减轻希特勒的痛苦，布洛克医生说，在这种情况下对逝者是一种“解脱”。但此话并不能安慰希特勒。“在我的整个生涯中，”曾经目击过许许多多死亡情景的布洛克医生回忆说，“我从未见过有谁像阿道夫·希特勒那样悲痛的。”

数学家贝尔是个公认的大好人，由于数学上的贡献，得到了瑞士颁发的一份奖金，有1000法郎之多，结果最后拿到了1500法郎。贝尔就问他的朋友说：“竟然多了500法郎呀。我该怎么办？是应该给一位学生发奖学金，还是自己买一件外套？”他的朋友建议他买外套。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是当时苏联的英雄模范，但他的侄女加林娜回忆说，奥斯特洛夫斯基临终之前如此叹息：“我们所建成的，与我们为之奋斗的完全两样。”

法国作家贝尔纳脾气不好，可心地十分善良。有个老乞丐摸透了贝尔纳的脾气，每天在某一时间就守在贝尔纳的门口，每次都能如愿以偿。贝尔纳实在受不了，可又无法拒绝施舍。终于有一天，贝尔纳从钱包里掏出来的不是往常的小额银币，而是一张大票面的钞票。他把钞票放到老乞丐的帽子里，对他说：“我明天去诺曼底，要在那儿耽搁两个月，这钱是预付给你两个月用的，你也有休假的权利。”

卡夫卡和一个熟人聊起犹太人受迫害的事，那人说他的母亲经常帮一些受迫害的犹太人，结果每次走出家门都有人来献手吻。卡夫卡听了，眼睛里发出柔和的光，他说：“有时候我也想到街上去吻那些犹太人，但我怕他们都无法忍受我。”

基督教神学家朋霍费尔认为，要真正跟随基督，就是进入世界，与哀哭的人同哭。他说：“‘你当为哑巴开口’，今天的教会到底还有谁知道，在这个时代，这已是圣经最低的要求？”他甚至宣称：“只有为犹太人发出呼喊的，才能够高唱圣歌。”因为“追随基督在今天只剩下了两样，就是祷告和在人群中行公义。”

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圣火熊熊，旗帜招展，钟声飘荡，万千手臂高昂。此时的顾拜旦垂垂老矣，通过广播发表讲话，他说：“奥运会上重要的不是获胜，而是参与，正如人生重要的不是征服，而是奋力拼搏。”

1937年苏联“大清洗”之际，布哈林被处决，继而就有几个军人找帕斯捷尔纳克，要他签署一封公开信，内容是要求判处几个元帅死刑，他严词予以拒绝：“同志，这不是签发剧场的入场券，我不能签！”几天后在《文艺报》发表的公开信中却仍旧有他的名字。为此，他冲到作家协会强烈抗议：“我什么事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作协能干出如此卑鄙的勾当！没有人给予我决定他人生死问题的权力！替我签名，就等于把我处死。”

有人说布罗德背叛了卡夫卡，布罗德曾这样为自己辩护：“如果他（指卡夫卡）真想烧掉所有手稿，就应该交由其他人去完成——他知道我不会那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