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济第十二

南丁格尔的誓言：余谨以至诚，于上帝及会众面前宣誓：终身纯洁，忠贞职守，尽力提高护理之标准；勿为有损之事，勿取服或故用有害之药；慎守病人家务及秘密，竭诚协助医生之诊治，务谋病者之福利。谨誓。

柴门霍夫年轻时被人们培养成了一个理想主义者，人们教育他说所有的人都是亲兄弟。但他发现，真正含义的人是不存在的，只有俄罗斯人、波兰人、日耳曼人，犹太人等等。他深受折磨，下定决心，“待我长大成人，就一定要消除这一灾难”。

卡内基大做慈善，散财有道。他在其《财富的原则》一书中提出：“我给儿子留下了万能的美元，无异于给他留下了一个诅咒”；“国家通过征收遗产重税表明，它谴责自私的百万富翁的毫无价值的生活”。

维特倡导“改革”，其思想超出了他所代表的封建阶级。俄国是有着漫长封建历史的国家，自足自大、因循守旧，维特批评说：“大多数贵族从国家角度看是一群蜕化分子。他们除了自己的私利以外，别无他图。”

一场大病夺去了海伦的视力和听力，她惊恐、战栗，并由此而脾气暴躁。沙莉文小姐的到来使她重新开始面对生命，成为她“再塑生命的人”，“我觉得有脚步向我走来，以为是母亲，我立刻伸出双手。一个人握住了我的手，把我紧紧地抱在怀中。我似乎能感觉得到，她就是那个来对我启示世间的真理、给我深切的爱的人——安妮·沙莉文老师”。

庇古的福利经济学是在马歇尔经济学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发挥。马歇尔曾说：“在这25年中，我投身于贫穷问题的研究……我所致力的……任何研究工作，很少不是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庇古也声称要用经济学“作为改善人们生活的工具”，“要制止环绕在我们的贫穷和肮脏、富有的家庭有害的奢侈，以及笼罩在许多穷困家庭朝不保夕的命运等等罪恶”。

奥斯特瓦尔德曾长时间隐居，他认为，一个人如果只知道物质享受，而忽视对精神生活的追求，那就不能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在山林里深居简出，致力于古今哲理的探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皇室曾请他为德国的军火生产献计，他拒绝了，宁愿跟一般平民一样过着战时的艰苦生活。后来有人劝说他：“生为日耳曼人，怎能眼看日耳曼族被毁灭而不顾呢？”他迫不得已出山，铸成了他一生中的大错。

作家托马斯·哈代曾说：“让每个人以自己的亲身生活经验为基础创造自己的哲学吧。”他又说：“一个人总得慷慨一点，才配受人感谢。”

林德伯格飞越大西洋时，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一天之内，《纽约时报》就收到了600多个打听消息的电话。在当日美国钢铁协会的年度会餐上，一位公司领导人作了即席祷告：“我正在惦念着一位美利坚的大男孩，他于昨日启程远赴巴黎，口袋里揣着一块三明治。愿上帝将他平安送到那里。”

桑代克有一种长者风范和大家气魄。他告诉马斯洛，对他的智商测验是195分。他坦率地对马斯洛说：“我劝你别再研究性行为了，但是，你有你的判断。如果我也不相信你的智商，还有谁能相信？所以，我想还是应该由你来独立思考。这样，对你，对我，对这个世界，都将是最合适的。”桑代克还向马斯洛表示，如果他找不到合适的永久性职位，他愿意资助他一辈子。

1937年，劳厄把儿子送到美国求学以免受纳粹的影响。劳厄认为自己留在德国有几个原因：一是他不希望占据那些比他境遇差的人急需的国外职位；更重要的是“留下来等到第三帝国垮台后可以很快地重建德国文化”；还有一个原因是“憎恨纳粹所以必须靠近他们”。

米塞斯是自由的辩护士，他说过：“除了自由，简直没有一个别的名词可以指称以自由企业和市场经济替代资本主义之前的生产方法；以宪政代议政府替代君主或寡头专制；以人人自由替代各种奴役制度这种伟大的政治和文化运动。”

弗洛伊德有三个姐妹终生未婚，晚年靠他赡养。她们分居三处，弗洛伊德就要支付几处住房的昂贵开销。有朋友建议说：“让她们住到一起不是更合适吗？”弗洛伊德回答说：“在经济上是合适的，在精神上却是不合理的！”

玻尔有名言：“谁要是第一次听到量子理论时没有感到困惑，那他一定没听懂。”“薛定谔的猫”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个说法。这个猫十分可怜，被关在特别的密室里，既死了又活着！要等到打开箱子看猫一眼才决定其生死：是决定，而非发现。

“二战”期间，号称陆军第一的法国瞬间崩溃。当时84岁的老元帅贝当正在西班牙当大使，他执意回国，弗朗哥劝他以年龄作借口：“您是凡尔登的英雄。别让您的名字与那些败将的名字混在一起。”“我知道，将军，”贝当答道，“但我的国家在向我召唤，我是属于她的……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为她效劳了。”

维特根斯坦拿另一本书（《哲学评论》）去申请研究基金，又归罗素来鉴定，罗素不喜欢这套新理论，他的评语大意是：这本书非常有创造性，但在他看来是错误的，然而同意给他研究经费。

“二战”前，英国战斗机机舱安装的都是普通玻璃。为了飞行安全，道丁建议安装防弹机舱。英国空军部对这一建议不以为然，以经费不足搪塞他。道丁明白：在这些十分讲究等级观念的人看来，只有达官贵人才有资格享受“防弹”待遇。他反击说：“美国芝加哥的劫匪都能坐防弹汽车，为什么不给我们的飞机机舱安装防弹玻璃，难道我们飞行员的命不如劫匪值钱？”最后，官司打到首相那里，道丁赢了。

尼赫鲁以第三世界的发言人和“不结盟运动”的缔造者自居。印度人民对他的尊敬，使他的自我意识更加强化。随着他的威望的增长，他的妻子和女儿有时揶揄他道：“喂，印度的宝贝，现在几点了？”或者说：“唷，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化身，请把面包递过来。”

在《我的世界观》一文中，爱因斯坦说：“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别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劳动，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的东西。我强烈地向往着俭朴的生活，并且时常为发觉自己占用了同胞的过多的劳动而难以忍受。”

在寒风呼啸的1943年1月1日，罗科索夫斯基看着屋外漫天的风雪，对他的参谋们说：“包围圈中的那些德国人的日子一定不好过，”他又说，“在古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给被围困的敌人一个机会让他们投降的。”第二天，罗科索夫斯基下令起草了递交德军的劝降书，如果德军立即投降的话，苏军将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和人格尊严，并保证在战争结束后立即遣返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