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红军：堡垒的坚强核心

作为武装割据的军事根据地，苏区具有十分明显的军事特征。尤其在早期，由于红军的弱小，对固定区域实行长期占据的力量不足，苏区区域经常随着红军的流动而变化。因此，在苏区建设中，红军常常担负起苏维埃政权的作用，成为中共和民众之间联结的纽带。红军严明的纪律、良好的政治素质使其与民众间建立了十分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国民党方面的材料中处处可见，兹引几例，以见一斑。1931年第一次“围剿”失败后，国民党军所编战报称：“匪区民众，久受赤化，所得我方消息，即行转告匪军。”[272]第十八师报告则写得更详尽：

东固暨其以东地区，尽属山地，蜿蜒绵直，道路崎岖，所有民众，多经匪化，且深受麻醉，盖匪即是民，民即是匪。对于我军进剿，不仅消极的认为恶意，且极端仇视，力图抗拒。如是，对于我军作战上发生下列之困难：（一）我军师行所至，农匪坚壁清野、悉数潜匿山中；（二）潜伏山中之匪徒，对于我军状态窥探无遗。如是，我军企图完全暴露；（三）我军不仅不能派遣一侦察，即欲寻一百姓问路，亦不可得，以故我方对于匪情全不明确。即友军之联系亦不容易；（四）山地道路崎岖，行军已感困难，而匪徒对前进之道路亦无不大加破坏，我之前进，几使我无路可走，盖一则可予我之极大疲劳，一则无形中可迟滞我军。[273]

参加第三次“围剿”的蔡廷锴，日后回忆其进入苏区后的情况时说道：“地方群众在共党势力范围下，或逃亡，或随红军行动，欲雇挑夫固不可能，即寻向导带路亦无一人，至于侦探更一无所得，变成盲目。”[274]

红军组织之严密、对国民党军研究之精细有时简直让人惊叹，朱德后来在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谈话时，谈到红军的情报工作：

红军的情报工作当时已经组织得很好，不但满布苏区，而且深入国民党区域。红军开设了特别训练班来训练情报人员，内中有不少是妇女和儿童，另有一些小贩和串村子的手艺人，他们的工作便于在国民党区域内广泛活动，可以到有钱人家或穷人家做工或卖东西，也可以混入敌军营盘内活动。

……

有一组人专门研究敌人的电码、公报、出版物，并且和俘虏谈话。另一组人负责从新占领区收集情报。再有一组人专搞历史工作——仔细研究敌方每一个军，把军官和士兵的背景都调查清楚：这个军是从哪一省来的，军里有什么变化，过去的历史和组织，它的战斗力，等等。根据这些研究，朱将军解释道，“我们最后可以决定应付某一个军的最好办法。”[275]

如此用心深密的研究、组织，的确不能不让其对手方不寒而栗。

红军的成功建设当然和中共确立的一整套政治、思想和组织原则密切相关。从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决议，中共提出和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通过将支部建在连上等一系列政治组织措施保证党领导枪原则的贯彻实施，严防军队领导权落入个人或小集团手中。同时，规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建军的唯一宗旨，把军队的发展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联系，古田会议决议明确指出：

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276]

红军对民众的友爱表现，自然得到民众的回报。红军受到民众欢迎，民众表现出罕见的参军的积极性。送儿、送夫参加红军的事迹在苏区常常可见。福建上杭官庄区余坊乡林东姑“不但宣传自己的儿子去当红军，而且宣传别人叫儿子去当红军，对人家（指被宣传者）说：‘你的儿子能去当红军，群众同（给——引者注）我作冲锋劳动工、同我砍的柴都给你。’”。[277]旧县区新坊乡的李永春，“父子两人一起报名当红军”。[278]长汀的吴秀英为动员自己的未婚夫当红军，主动与其结婚，然后动员其加入少共国际师。[279]妇女为支持自己的亲人参军，甚至不惜以离婚相威胁，汀东长宁区彭坊乡的江银子，宣传丈夫当红军，“她的丈夫不去，她就到乡苏要求同她丈夫离婚，后来她的丈夫就自动报名当红军了”。[280]瑞金也有报告：“桃黄区有一个妇女要他老公去当红军，他不，就向他离婚。”[281]

虽然随着苏区的发展，国共之间“围剿”与反“围剿”战争深入持久进行，战争的残酷性凸显，加上其他一些原因，民众参军的热情在逐渐下降，但处处仍可看出红军受到苏区人民的真心支持：“当红军与敌人持久战的时候，广大群众送饭到火线上去给红军吃。在送饭、送菜的时候，路上是成千成万的饭担子，群众送的饭，红军主力还吃不完，并且群众把自己的油盐、瓜菜不吃，都弄去送给红军吃。”[282]1932年初，福建“永定溪南区群众听说五军团入闽，挑许多饭菜在龙岗等了一天”。[283]红军和民众之所以能够保持如此亲密的鱼水关系，关键在于其苏维埃革命的政治目标和严格的政治、军事纪律；同时，红军的组成更牢固了这一关系。据1934年4月红军总政治部统计，中央苏区红军中有77%的人员都来自中央苏区本身，其中工人、农民成分占98%。[284]这种苏区民众子弟兵的特色，使民众和红军具有了天然的紧密联系，既增进了民众对红军的信赖与爱护，也有利于军队纪律的执行，这是外来军队所难以比拟的。同时，红军始终注意和民众利益相通，打土豪时往往将收获的一部分分给群众，在大多数情况下，“群众都很热烈的要来参加分东西”。[285]

红军具有良好的组织和宣传系统，十分注意对官兵进行政治和文化教育，有一系列提高官兵政治和文化素质的措施。陈毅给中共中央汇报中，谈到了红四军的政治训练：

（一）讲演，由官长召集全体讲话，或作政治报告，或作生活批评，或作工农运动概况报告等。

（二）讲课，在军队有三日的休息，作每日必有一小时政治课，由党代表担任去讲，这个讲演比较有计划的，或定于一月讲演许多题目，这些题目是可以连贯的使士兵得到一些有系统的政治智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