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群众：组织与改造

苏维埃革命开展后，中共犹如横空出世，在结构松散的中国农村，建立起一个紧密的、具有有效组织及动员能力的社会体系，令其对手方不能不为之折服。抗战开始后，谢觉哉以中共驻兰州办事处负责人身份在兰州活动，与国民党人接触时，听到国民党人的感叹：“到警署晤马志超局长。马参加过剿共，很惊异苏区群众组织，他们派的侦探，不能进入苏区五里路。”[236]

国民党人说到的中共的民众组织，的确是中共组织和动员能力的最好见证。当时有关调查提供了苏区组织的一般状况，工作偏于中上的兴国高兴区调查数据是：“高兴区是兴国县第二等先进区域，虽然比上社区、城市区较差些，然而一般的还算好。这一区有两万零七百多人口，平均男有一万多人，女则不到一万人，党员1026名，团员989名，赤卫军全区有十四连（每连120人），共一千七百多名。工人、雇农不少。少先队有1300人，内有妇女九百多人。儿童团员有2748人。”[237]数据显示，党员和团员分别占到总人口的近5%，参加赤卫军、少先队、儿童团的民众占到1/4强，这是一个以党员为基干，各种民众组织为补充，层层相连、递相推进的组织体系。

反映着中共广泛动员民众的目标，中央苏区民众组织众多，包括工会、贫农团、妇女会、反帝大同盟等，其中，群众性的武装组织最受重视，这是由苏区处身战争环境所决定的。早在1930年5月，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名义提出组建农民武装问题，要求在新开辟苏区“数天之内分完田地，组织苏维埃，建立起‘赤卫队网’（所有十六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的男女壮丁一概编入，由乡到特区各级指挥机关，隶属于各级苏维埃的军事部）……赤卫队不但可以代替农会的作用（团结群众），并且加了一层‘武装起来’的意义”。[238]1932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向中央苏区各县发布训令，指示苏区“各县或几县成立一个红军补充团”，同时“立即普遍的发展和成立城乡赤卫军”，[239]以此作为广大群众的武装组织和红军的补充队、后备军。1932年9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又要求各县“赤卫军每区成立模范营，每县成立一个模范师，以统一指挥。不仅是随时集中配合红军行动，巩固和发展苏区，并作赤卫军下级的干部训练地方，和准备到补充队和直接到红军的积极分子组织”。[240]

苏区群众武装组织体系严密。每个省都成立统一领导、指挥地方武装的军区，直辖数个独立师和军分区；每个县均有独立团，几个县合组为一个军分区。军区的独立师和军分区的独立团作为半正规性的地方武装，具有一定战斗力。各县除独立团外，还有以保卫地方为主要任务的非正规性军事组织，边区县有警卫连、营和游击队，腹地县有赤卫军。此外，县、区、乡尚有半军事性的少年先锋队和童子团。红军—地方独立师—赤卫队—少先队，苏区武装形式形成一个有机链条，既可以帮助保证武装力量的人员供给，又可以在持续的战争状态下，以强有力的军事形式实现对社会的凝聚和控制。更重要的，如论者所言，这一制度：

将一村一乡的自卫队，联结为一张遍及苏区的大网，将历来难以守卫自身利益的个体农民，联结为一股股有组织、有指挥的武装力量，从而在地方武装中赋予了组织民众、武装民众的社会意义和战略意义。完全反映了这种思想的苏区地方武装建设，在苏区社会创建和中国革命发展中，首开人民武装制度和全民皆兵制度之先河。[241]

苏区地方武装的成员几乎包括除老弱婴幼及阶级异己人员以外的所有群众，涵盖面居苏区社会各种组织之首。以性别分有男、女赤卫队；以年龄分，24岁至50岁者加入赤卫军、赤卫队，16岁至23岁者加入少年先锋队，8岁至15岁者加入童子团。从地方武装所占人口比例看，如兴国县长冈乡，赤卫队年龄段男子全乡共66人，除乡政府主席、文书及重病残疾者共20人外，共余46人全都加入了赤卫队；全乡女子246人，除病残的26人外，全部加入女子赤卫队；全乡101名少年先锋队年龄段的男女，也仅有病残的15人未入队。据江西省1932年的一个统计，“全省赤卫军的组织至少有二十五万，连半军事性的少队组织至少有五十万”。[242]大多数赤卫军和少先队建立了经常性的军事操练和政治训练制度。赣西报告：“群众的军事训练有相当好，特别是少队童团要好些。有一次少共举行西路少共童团总会操（期在五卅），永新、安福西区团江区等都有少队童团比赛起来，确实操得整齐特别精神好，动作也操得十余种，尤其是儿童团操得更好。据说赤军较少队还要逊一着，在政治测验童团也要好”。[243]兴国、赣县、胜利、上杭等县的许多区，涌现出赤卫军模范营，能够直接参加作战并能调到别的地方配合红军或独立师团作战。1934年4月28日，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公布群众武装统计结果是：赤卫军人数共266345人，少年先锋队共157149人，模范赤卫军共55695人，模范少年先锋队共36273人。[244]

对苏区群众性武装的作用，毛泽东曾代表苏维埃中央予以高度肯定：“他们之加入红军，他们之保卫地方，他们之袭敌扰敌，在历次粉碎‘围剿’的战斗中，显示了他们极其伟大的成绩，致使敌人惊为奇迹，成为敌人侵入苏区的绝大困难。”[245]作为对手方的蒋介石对苏区的组织状况也颇为艳羡，他在对属下的讲演中称赞苏区：

政治组织和民众的组织，都很严密，尤其是民众的组织，我们最不及他。匪区的民众，他们都尽量的组织并武装起来，成为各种的别动队，如赤卫队、慰劳队、童子团、少年先锋队等都是，他们因为组织比较来得普遍而严密，所以民众生活能军事化，一切行动能够秘密灵敏。尤其是他的侦探来得很确实、很快速，通讯网递步哨号炮以及其它种种侦探的标志和手段，统统都能奏效。其实他的侦探和通讯联络的方法，譬如放几个号炮，摇几下红旗子，都是极简单的，但是因为得力于组织的严密，却能格外迅速确实而发生很大的效用，使匪区民众和他们伪政府匪军，都能协同一致动作。[246]

蒋介石上文中说到的通讯联络方法，康泽曾有详尽的报告：“伪军于驻地各村庄设立通讯站，预于两站之间择定置讯处所将信筒埋于砖石下丛草中，利用老幼妇女假装出外工作辗转传递极为敏捷。且不易被人察觉。伪军侦探多使用老人幼童妇女，活动时各备划有痕迹之铜币信件为的号，其携带信件常缝入衣裤或折于袖口上。”[247]在当时通讯条件不发达的状况下，这样的讯息传递方式可谓巧妙，而民众参与其中，如果没有精密的组织及发自内心的支持，都是难以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