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第五次反“围剿”：中共绝境求生

1.中共的反“围剿”准备和作战方针

在国民党方面积极部署第五次“围剿”，准备向苏区发动新的进攻时，中共方面也在全力准备反“围剿”战争。对于国民党军新一轮进攻的严重性，应该说，中共方面有着充分的估计。1933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就展开新一轮反“围剿”作出决议，表达了粉碎“围剿”的信心，认为第四次“围剿”被粉碎后，造成了国内阶级力量对比新的有利变动，国民党及其他各派军阀在政治上与军事上不断削弱，国民党统治急剧崩溃，“五次‘围剿’的粉碎，将使我们完全的可能实现中国革命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通观决议，其中确有当时习见的高调成分，但对于年轻的中共党人而言，这样的高调常常只是不愿示弱的一种表现，如果以为中共就是以此来确定其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则未免低估了其能力和水准。就在这一决议中，中共中央在乐观预测总体形势同时，也严肃指出：“阶级敌人对于苏维埃和红军的新的‘围剿’，是在疯狂的准备着，五次‘围剿’是更加剧烈与残酷的阶级决战”，“要胜利的粉碎这次‘围剿’，要争取民族危机与经济浩劫中的苏维埃的出路，那我们必须紧张我们一切的努力，动员尽可能的广大的群众去参加革命斗争与革命战争。”[1]7月28日，共产国际代表埃韦特在内部报告中说得更直接：“我们没有理由悲观，但我认为，近期我们摆脱中央苏区所处困境的希望不大。”[2]

与中共中央发出决议同日，博古在中央一级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报告，和中共中央文件一样，博古在估计“我们有着一切的条件取得这次战争中的完全胜利，实现中国革命的一省或数省的胜利与确立独立自由的苏维埃中国”的同时，又强调指出：

在这个剧烈的战斗中间我们还有许多困难——发展的困难，假若我们不能继续我们一切的努力，紧急的布尔什维克的动员尽可能的广大群众来为着争取苏维埃的出路与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而斗争，为克服我们发展中的困难而斗争，那我们便不能胜利。[3]

随后，以苏维埃中央政府名义发出的致世界劳苦民众宣言更明确宣示：“现在，这个年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却正处在一个严重的危险关头了！在这个紧急关头，我们向你们请求：帮助我们反对那些要使我们再过黑暗的非人生活，并要屠杀我们的刽子手呵。”[4]虽然，人们也许会指责在日本占领东三省后，中共中央没有及时将斗争矛头指向外国侵略者，但客观而言，面对国民党军的“围剿”，身处战场的中共中央不可能不把打破当前“围剿”当作头等重要的任务，这也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民族生存危机前思考方向逐渐发生变化而身处战地的中共中央却反应迟钝的重要原因。

在对形势作出严重判断的基础上，如何应付国民党新一轮的“围剿”，成为摆在中共面前的一道难题。

数年的苏区发展过程中，中共已经创造出一整套的运动战、游击战的战略战术，而且在每一个成功发展的苏区，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战略战术的总结，中央苏区军事与政治的结合尤其成功。如当时有人所总结的：

在游击斗争中，在群众工作上，必须采取毛泽东深入群众的斗争；但另一方面我们还须在军事上采取彭德怀的方式，游击队神出鬼没的袭击敌人，骚动敌人，分散敌人的目标，使其不知我们的踪迹，不易对付我们，在敌人注意我们游击队行动中，更利于群众斗争的发展与深入。[5]

这一套在实践中得到提炼的军事、政治的成功经验，对中共展开反“围剿”战争有着重要参考价值。中共在第五次反“围剿”初、中期的战略指导中，对此也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坚持予以贯彻。1933年8月28日，中革军委下达密电，规定各省军区和军分区的区域和任务，要求各军区及所属部队配合主力红军作战，“进行机动的游击的战斗，以钳制麻醉疲惫迷惑敌方和瓦解当前之敌”。[6]29日，周恩来在红一方面军政治干部会议上作《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中中央红军的紧急任务》的报告，这是红军进行新一轮反“围剿”战争准备的主要文件。报告提出反“围剿”作战的主要方针：（一）猛烈地扩大和巩固红军，加强部队尤其是新战士的政治教育，发展党员，建立十人团以反逃亡。（二）加紧学习与提高军事技术，不仅要加紧练习打靶、投弹和白刃战等技术，而且要努力学习防空防毒、阵地战、堡垒战和使用新武器等技术，了解掌握一切战术原则和战斗动作，“不应忘记”游击战术。（三）有计划地建立各方面的正式战线与游击战线，开展游击队的游击战争，破坏国民党军的战争准备和供给。（四）各部队应在整个战略的意图下执行战斗任务，同时，“要能适应情况变动，在不违反整个意图下，发扬其机断专行的能力”，“要特别提倡活泼机动的运用战略战术，而不需要呆板的服从命令”。（五）加强对白区白军和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克服“敌人堡垒是无法打的”、“敌人封锁中的一切困难是无法克服的”等悲观失望情绪，同时反对胜利冲昏头脑的思想，“保证红军中思想的一致”。[7]

这一时期，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指示都贯串着运动战的思想。1933年8月，项英明确警示闽浙赣苏区领导人：“运动战是内战中主要方式，望努力学习。”[8]10月，中共中央致函闽浙赣省委，严厉批评单纯防御的思想，强调：“消极的堵防的政策，不论军事上与政治上都是有害的。在军事上，在部队数量暂时我们还比敌人小得多的时候，分兵把口，实际上就是使我们在敌人的残酷的集中兵力的进攻面前解除自己的武装。”指出：“最好的巩固苏区的办法，就是积极的开展深入白区的游击战争，发展与扩大苏区”。[9]共产国际对运动战原则也反复强调。早在1933年3月，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指示军事方针时明确谈道：

在保卫苏区时，对于中央苏区来说特别重要的是保持红军的能动性，不要以巨大损失的代价把红军束缚在领土上。应该事先制定好可以退却的路线，做好准备，在人烟罕至的地方建立有粮食保证的基地，红军可以在那里隐蔽和等待更好的时机。应避免与敌大量兵力发生不利遭遇，要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涣散敌人军心和使敌人疲惫的战术，还要最大限度地运用游击斗争方法。[10]

4月，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发表文章阐述红军的作战方针：“假使要牺牲很多的战士时，红军绝不固守一个地方。红军避免与集中的大部敌人接触，引诱一部分敌人到苏区内来创造进行决战的胜利环境，而敌人则不得不在恶劣的环境下作战……红军还用游击战争与革命农民对政府军队士兵的影响来削弱和动摇敌人。红军在分散敌人的集中后，从侧面及后面攻击孤立的队伍，各个击破，消灭敌人。”[11]1933年8月，中央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刊发该文。9月和次年2月，共产国际又两电中共中央，强调运动战的作战方针：“中央苏区的主力不应参与阵地战，它们应该进行运动战，从两翼实行夹击。中央苏区要有预备力量，以对付任何突然袭击。”[12]“我军常在运动战中而不是突破敌人设防地区的战斗中取得很大胜利。应该充分利用我军的主要优势，即它机动作战和从翼侧突然进攻敌人的能力，而游击队同时从后方进攻敌人。”[13]共产国际的这些意见，起码在理论上统一了中共的基本作战理念，李德回忆：“至于阵地战，不管是什么形式都不合适，这一点我们大家是完全清楚的。”[14]苏区军政领导人普遍认为：“死守堡垒，对于我们是致命的打击”；[15]“要反对滥做支点单纯防御的堡垒主义”。[16]中共的这种作战方式，其对手蒋介石体会最深，他在1933年12月谈道：“现在我们打土匪，真面目的阵地战很少，而随时遭遇的游击战特别多。”[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