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共御强敌（第4/13页）

尤有甚者，由于地理位置、历史传统，加上经济力量等种种缘由，各国政府的全球战略也有很大差异。比如以美日两国为例，它们的重心分别在太平洋地区以及美洲，欧洲的局势与它们实在没有什么重大关系。对于英国而言，欧洲大陆的风云也同样无足轻重，因为它一心仍然看重于自己的世界帝国地位，并以维持全球海上霸权的战略为主——虽然在事实上，英国国势已经大衰，其两重目的一重也难以达到。至于东欧各国身处德俄两强之间，情势使然，国策自然受其地理位置左右，尤其在后来的局势发展之下，西方各国显然不能保护它们时更是如此。其中更有一些国家，已于1917年后自苏俄取得部分土地，因此它们虽然反德，却也不愿见到任何抗德的联盟行动把苏联势力再度带回到自己的国土之内。但是最后事实证明，真正能够发挥作用，给法西斯有效打击的联合行动，却少不了苏联这一份力量。再从经济角度观之，英国等国都心知肚明，上一回已经发动过一场远超自己财力物力所及的大战，如今再度面对重整军备的局面，便都不禁望而却步。简而言之，各国虽然都认识到轴心势力的存在确属一大威胁，但是在认知与行动之间却有一段极长的距离。

而自由派的民主思想，更扩大了这道“知易行难”的鸿沟（依照自由民主观念的定义，它天生便与法西斯和极权思想格格不入）。民主自由的政体，不但减缓甚或阻碍了政治上的决策过程——美国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而且对于那些不受民意欢迎的理念方针，执行起来必然更为困难，有时甚至不可行。于是某些政府便以此为借口，掩饰自己的颟顸麻木。而美国的例子更进一步显示，甚至像罗斯福总统这般具有广大民意基础的总统，也无法违背选民意志，推行自己反法西斯的方针政策。因此要不是珍珠港事变，以及希特勒对美宣战，美国自始至终必将置身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外。因此除此两大事件之外，我们实在找不出其他任何理由让美国投入这场战争。

可是，真正使西方重要的民主国家——例如英法两国——抗敌意志削弱的症结所在，却不是民主政治的运作，而是上次大战的悲惨记忆。这段伤痛，不论是选民还是政府，举国上下都痛铭于心，永远不能忘怀。因为那场战争造成的冲击，不但史无前例，而且无人幸免。若以人命计（而非以物质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损失对英法两国来说，远比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牺牲为大（参见第一章）。因此它们不计任何代价，务必防止这类战事的再起。只有在用尽一切政治手段，却依然无计可施之下，方才会诉诸一战。

然而，各国这种“不愿开战”的心理，却不可与“拒绝作战”一事相混淆。不过法国身为上次大战交战国中损失最为惨重的国家，此时军中的士气，确已因此大挫。参战各国，没有一个是兴致勃勃、快快乐乐去的，即使连德国人也不例外。而在另一方面，所谓完全无条件的和平绥靖论调，虽然曾于20世纪30年代在英国流行一时，却从来不曾成为一场普遍的群众运动；到1940年，更完全消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上对于“基于良知理由的反战人士”虽然相当容忍，但是事实上真正“拒绝作战”的人数却也少之又少（Calvocoressi，1987，p.63）。

至于非共产党的左翼众人，自1918年后，对战争及军国主义的残酷行为更是深恶痛绝，比起1914年以前的厌战心理，其厌恶程度更甚（至少在理论上如此）。但是尽管反战，不计代价的和平理论仍是少数人的看法，即使在反战呼声最强的国家法国也不例外。1931年在英国主张和平主义的兰斯伯里（George Lansbury）由于一场意外的选举混乱，发现自己变成英国工党的领袖。到1935年，却又被迅速无情地赶下领袖宝座。英国工党与1936—1938年间由社会主义者领衔的法国人民阵线政府不同，我们不能责其不够坚定，缺乏对抗法西斯侵略者的决心，该责备的，却是其拒绝支持实施必要的军备措施，例如重整军备、进行征兵等可以彻底发挥抗德作用的备战措施。同此，共产党人虽然从来不会为和平言论所诱，却在这一点上，与英国工党政府同样失策。

左翼阵营在当时，其实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就一方面来说，众人虽战栗于“一战”的阴影，并对未来一战怀有不可知的恐惧，如今却因反法西斯的声势浩大受到鼓舞，因而动员起来。法西斯主义本身，具有强烈的战争意味，足以使人起来与之决一死战。而就另一方面而言，对法西斯徒有对抗，却不诉诸军事行动，分明难有成功之望。更进一步来说，若想单凭众人的坚定意志，以和平手法使纳粹德国甚至墨索里尼意大利覆灭，这种想法等于妄想。这不但是对希特勒的本质太不了解，对德国境内的反对力量也寄予过多不切实际的幻想。总而言之，凡亲身经历过这段时期的人，当时便都很清楚一个事实，那便是最终不免一战。不论策划何种方案，以求避此一祸，大家也知道终属徒然。犹记得当时众人的内心深处——作为历史学家，作者也不得不求助自己的记忆——都料定战争一定会来，都知道自己必将走上战场，甚至为此送命。作为法西斯的反对者，大家都知道，一旦大战爆发，别无选择，只有走进战斗队伍。

然而，左派人士在政治上两难的局面，并不能用来解释其政府失败的原因。因为有效的军备措施是否实施并不在于政党政治中国会的决议，甚至在某一时期政客们对选举的顾忌也不能决定一切。但是各国政府，尤其是英法两国，实在被第一次世界大战伤害得太重。法国经此一战，筋疲力尽，已到了严重失血的地步，国力之弱，可能连战败的德国还不如。自德国复兴之后，法国更瞠乎其后，若没有盟国撑腰，可说什么都不是。而其他唯一与法国有同等利害关系，可与之携手的欧洲国家，只有波兰以及继承哈布斯堡王朝领土的各小国。但是这几个国家实在太弱小，根本无济于事。于是法国举全国财力，下全部赌注于区区一线防御工事——马其诺防线（Maginot Line），这是以一名不久即为人所忘的部长之名而命名——希望借此可以像当年凡尔登（Verdun）一役，以大量伤亡遏制住德军的攻击（参见第一章）。除此之外，法国人唯一的指望只有英国，1933年之后，更只有指望苏联。

而英国政府呢，同样也意识到自己在根本上的虚弱。在财力上，实在打不起另一场战争。在军事上，英国也不复拥有一支可以同时在三大洋及地中海作战的强大海军。与此同时，真正让英国操心的倒不是欧洲，它最头痛的问题，是如何运用这支力量不足的军力，挽回自家在地域上前所未有的庞大但实质上却濒临解体的帝国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