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两委员会时期

——1794年4月到热月9日（1794年7月27日）

罗伯斯庇尔位高权重，免不了要为自己的得失而奋争，但只要发生战争，就不可能让一个人独揽政权。叛乱者最终会被杀，征服者注定也要死在斗争中。这也正好解释了罗伯斯庇尔这一派必将灭亡的真理。

救国委员会的暴力手段

两委员会在丹东派垮台后开始执政，时间长达四个月之久。宣判死刑是政府对人民进行统治的唯一方法，共和国每天按数量执行死刑。在这个时期，对嫌疑犯实行惩治并关押让监狱人满为患，而被人称为死刑法的牧月22日法案对人民执行死刑又使监狱腾空。

就在这时，各郡山岳党的特派员被救国委员会的特派员完全代替。卡里埃占据了西部，他的靠山是俾约；梅涅占据了南方，他的靠山是库东；北方则是约瑟夫·勒邦，由罗伯斯庇尔作为庇护。各个地区对反对民主专政的人都实行杀戮，方法不尽相同，里昂和土伦施行成批枪杀，南特采用溺死的方法，而在阿腊斯、巴黎及奥郎日则是更加残酷暴戾的绞刑。希望这个实例能使人们为了共和国的利益，达成一个真理，即：在革命中一切的胜利都取决于第一个拒绝和斗争！没有人反对时，一项革新才能平和地实现。不然战争即会爆发，进而生成革命，因为革新需要全体人民的力量来支持捍卫。当社会的根本被撼动了的时候，那些勇往直前的人就是胜利者。而且，人们所看到的不是一些温文尔雅的改革家，而是专制强势的改革家。这些改革家通过专制强势的斗争来巩固自己的势力。他们通过武力斗争和建立自己的理论来统治国家。为了自己的统治和理念，这些改革家对人民进行杀戮。他们屠杀的理由是反对者违反了民间的道德、人伦和福利及所有神圣的东西。斗争到达极限时，反对者和拥护者纷纷倒下，一场消灭这场灾难的革命即将爆发。

1789年的人们都被卷入到1794年的战争中。一个党派在战场上出现，其他党派也就亦步亦趋，和前者一样，立宪派、吉伦特派、山岳党或十头政治的人物一个接一个地被消灭。每个上台党派的统治更加残暴，每次党派垮台总比前次牺牲更大。十头政治最残暴的统治注定了它是最后的暴政。救国委员会已被全欧洲民众和失败党派所痛恨。它认为只有增强暴力手段才能使自己强大，只有让敌人灰飞烟灭才能真正永存。因为巴雷尔说过：“只有死了的人才不会卷土重来。”科洛·德布瓦也表示：“社会这个躯体，越流汗就越健康。”

圣茹斯特的民主派学说

但是，十头政治的人认为他们的权势不会消亡，他们希望所建立的国家制度中能够放弃死刑，实行民主政治，他们对某些社会学说的狂热，如同英国革命时期的千禧年信仰者对某些宗教思想的狂热一样。两相比较，十头政治以人民为出发点，渴望绝对的政治平等，建立道德的统治；千禧年信仰者以上帝为出发点，渴望所有人能同等地接受福音，渴望诸圣的君临。人的本性要获得最大发展，于是在宗教时代，基督主义民主派应运而生，在哲学时代，也就产生了政治民主派。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在每次演说中都宣扬这种民主政治的宗旨，希望改变风俗，改变法国人的思想和习惯，把法国变为共和国。他们主张建立的是：统治者是人民大众，官员都忠厚谦虚，公民品行端正，道德高尚，人们之间相互团结友善。共和国是一个整体，它的政治氛围是自由和平等，所要维系的是国家的生存发展，它的宗旨是道德，最高主宰即是共和国的信仰。这种制度的创始者天真地以为这是最完美的制度。他们一旦掌握权力，就要强力建立这种制度。所有这些内容都用来处分某个党派或某些人：以自由和平等的名义来指控保王党和贵族；用共和国是不可分割的名义来指控吉伦特派；以救国的名义来指控菲利波、卡米尔·德穆兰和温和派；以道德和最高主宰的名义来指控肖梅特、阿纳卡西斯·克洛斯、戈贝、埃贝尔，以及整个无政府主义派和无神论者派；以诚实的名义来指控夏博、巴齐尔、法布尔·德格兰丁；以道德和安分守己的名义来指控丹东。在狂热派的心目中，这些人犯了死罪是因为他们违背了道义及不安分守己。

在救国委员会中，罗伯斯庇尔是一个狂热的宣传者，是头领，但有一个比他更狂热的宣传人，就是被人们称为空想家的圣茹斯特。他五官端正，面部轮廓清晰，目光像鹰一样锐利，长长的黑发直垂到肩，说话沉稳有力。他作风简朴、严谨，炽热的内心掩藏在冷淡的外表之下。为实现自己的抱负，他永不止步。他虽年仅二十五岁，在十巨头中却最有自信心，表现得最为果敢。他热爱共和国，奋力工作，视察军队，与士兵同甘苦，他喜爱群众，不会偏听偏信，从不摆出高高在上的架势；他谈吐大方服饰庄重。但是，他实施起政治主张来就变得雷厉风行，独断专行，不惜运用死刑来战胜对方，而后一一付诸实践。与罗伯斯庇尔相比，他是一个行动家、独裁者。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时期接近圣茹斯特，是因为能从他身上得到好处。而圣茹斯特亲近罗伯斯庇尔则是因为两人的见解一致。这两人的联合让救国委员会生畏。因为，罗伯斯庇尔声望极高，野心勃勃，圣茹斯特毅力坚强，能够坚持自己的政见。库东性格温和，半身瘫痪，却是狂热的信徒，他忠于罗伯斯庇尔。这三个人企图在救国委员会里尽快掌握大权，由此结成三头联盟。此时，三头联盟用手中权力牵制着国民公会和救国委员会。在需要对国民公会施行恫吓、抨击、消除不满疑虑时，圣茹斯特、库东、罗伯斯庇尔依次出马，使一切复归沉寂，回到恐怖之中。这种联盟的野心使其他委员和他们分崩离析，以致其最后以失败告终。

改组革命法庭的提案

公社和丹东派倒台后的两个月中，十头政治还未分裂，他们在各郡派遣人员来控制人民以巩固地位。两委员会趁各边境军队打胜仗的稳定时机来建立新秩序和新制度。人们在革命中容易分成两种倾向：一是为理想而奋斗，一是希望掌握统治大权。在开始时，救国委员会内部为民主理想而共同作战，到了后期，他们就为权力而斗。俾约—瓦伦提出了平民政治的理论和军队国有制的说法。罗伯斯庇尔则发表一篇演说，把共和历每旬的十天定为十个节日：最高主宰节、真理节、正义节、廉耻节、友谊节、俭朴节、诚实节、荣誉节、灵魂不灭节、履难节等，都是共和国应该庆祝的道德和隆重典章的节日。这是他建立新的信仰最高主宰的基础准备。巴雷尔也作了一篇报告，是关于消除乞讨和救济贫民的。所有这些报告都制成了法规。巴雷尔受人操控，对救国委员会最为顺从。他的思想和生活无可挑剔，他拥护恐怖政权并非因为狂热或受残酷胁迫，而是因为他性情温和，非常胆怯。在8月10日以前，他是君主立宪派；5月31日以前，是共和派的温和派；后来却为十头暴政歌功颂德，成为他们的合作者。他在革命中缺乏刚毅性格，使他厌恶或恐惧的事情他也认为有理，若是正当的更对领导者随声附和。在一个混乱的随时有生命危险的时代，他从来不懂得与自己意愿相违背时要适可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