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古希腊人（第5/9页）

这位哲学家据理力争说：“世界上谁也无权命令别人信仰什么，或剥夺别人随心所欲思考的权利。”他还说：“人只要保持自己的良知，即使没有朋友的赞同，没有金钱，没有妻室甚至没有住房，也会有所作为。但是如果不彻底研究问题的来龙去脉，谁也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人们必须拥有讨论所有问题的充分自由，必须完全不受当局的干涉。”

可惜的是，苏格拉底是在错误的时间进行了错误的陈词。早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战争之后，雅典富人与穷人之间、主人与仆人之间的关系便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苏格拉底是“温和分子”——一个既看到双方的利与弊，又想尽力找到折中方案以满足一切有理智人士的自由主义者。这当然使他失去了双方的人心，不过那时候双方实力难分上下，腾不出手对他采取行动。

到了公元前403年，那些百分之百的民主派把贵族派赶跑了，完全控制了政权，苏格拉底自然在劫难逃了。

他的朋友们获悉形势后，纷纷建议苏格拉底尽早离开这座城市，这是很明智的。

但苏格拉底的敌人并不比朋友少。在大半个世纪里，他一直是个“口头评论家”，一个绝顶聪明的大忙人，善于揭露那些自诩为雅典社会支柱的人的伪装和思想骗术，这甚至成为他的一种癖好。久而久之，人人都对他有所了解。他在上午说的一些趣事，到晚上就已经传遍全城了。还有人为他编演了戏剧。他被捕入狱时，全雅典城邦的人没有一人不对他一生中的细枝末节了如指掌。

在实际审判中起主导作用的那些人（例如那个既不会读又不会写，却因通晓一切神灵旨意而成为起诉中最卖力气的高尚的粮食贩）深信他们审讯苏格拉底是在为社会尽职，他们正在为城邦除掉一个所谓“知识界”中的极端危险分子。这个危险分子的教诲只能导致懒惰、犯罪和奴隶的不满情绪。

相当有趣的是，即使在那种环境下，苏格拉底仍以精湛的口才为自己辩解，而且竟然使陪审团的绝大多数人倾向于给他自由。他们提出，只要苏格拉底放弃争辩和说教的陋习，不再干涉他人所偏好的东西，不再用他那永无休止的怀疑去纠缠他人，他就会获得赦免。

但是苏格拉底拒绝接受。

“这绝对办不到！”他大声喊道，“只要我的良知和我那种微弱的心声尚在，让我继续向前，并向人们显示通往理智的真正道路，我就要继续拉住我遇到的每一个人，向他们道出我的想法，绝不计较后果。”

在这之后，法庭除了判处这名囚犯死刑外，别无他法。

苏格拉底获得30天的缓刑。每年一度去戴洛斯朝圣的圣船还没返航，按照雅典的法律，在圣船归来之前是不准行刑的。在这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苏格拉底泰然地待在地牢里思索怎样改进他的逻辑体系。他有许多次逃跑的机会，但他都拒绝了。他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已不虚此生。他累了，准备辞世而去。直到行刑之时，他还在和他的朋友们谈话，试图用自己追求的真理开导他们，要他们把头脑用在精神世界上，不要浪费在物质世界上。

接着，他饮下毒酒，躺在卧榻上。从此以后，一切争论都随着他的长眠而宣告结束。

苏格拉底之死

苏格拉底的门徒们曾一度被铺天盖地而来的公众愤怒吓破了胆，觉得还是离开他们先前活动的场所为好。

可是等他们看到一切都平息无事了，便又回来重操公开讲学的旧业。在苏格拉底死后不过10年，他的思想更普及了。

与此同时，雅典城邦经历了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争夺希腊半岛领导权的战争已经结束5年了，在这场战争中雅典人一败涂地，斯巴达人获得了最后的胜利。这是一场体力战胜脑力的大胜仗。不用说，这种状况是持续不了多久的。斯巴达人从没写下一句值得记忆的文字，也没有对人类知识有过一点儿贡献（只有一些战术除外，这些战术已沿用到今日的足球比赛里）。斯巴达人认为，当敌人的城墙被推倒，雅典的舰队也被削减到数条时，他们已经大功告成了。但是，雅典人的头脑却没有因此而失去敏捷和智慧。伯罗奔尼撒半岛战争结束10年后，古老的比雷埃夫斯港就又聚集了世界各地的船只，在希腊联合舰队中，雅典的海军将领又一次身先士卒地投入战斗。

况且，伯里克利的努力虽然没有得到同代人的赞赏，却使雅典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就好比公元前4世纪的今日巴黎一样。罗马、西班牙和非洲的有钱家庭都想使孩子受到时髦的教育，即使孩子只被允许参观一下卫城附近的任何一所学校，家长也会以此为荣。

我们现代人对古代社会难有恰当的理解，当时生存问题被看得无比重要。

在早期基督教的影响下——当时的基督教是一切异教文明的死敌——普通罗马人和希腊人被视为毫无道德的家伙。他们随意崇拜一些说不清的神灵，余下的时间便耗费在吃饭喝酒上，听埃及舞女的缠绵细语，偶尔还奔赴战场，为享受嗜血的乐趣而屠杀无辜的日耳曼人、法兰克人和达西雅人。

毋庸置疑，无论是在希腊还是在罗马（在罗马可能更多一些），都有许多商人和战争贩子。这些人累积起万贯财产，无视苏格拉底在法官面前精辟阐述的道德原则。正是因为这些人富有至极，普通人不得不对他们忍气吞声。然而，这些富人在社会中毫无威信，因此不可能被当做当时值得称赞的文明的代表。

我们发掘了埃帕菲罗迪特的公寓，这家伙同尼禄把罗马及其殖民地洗劫一空，从而聚集了百万家财。我们看着这个老奸商用不义之财建造起的拥有40个房间的宫殿的废墟，禁不住摇头叹息：“太腐败了！”

随后，我们坐下来阅读爱比克泰德的著作。爱比克泰德曾经在埃帕菲罗迪特这个老恶棍家里做过奴仆。但读了他的著作，我们却感到是在与一位古今少有的高尚显赫的灵魂相伴。

我知道，人们喜欢关起门来对自己的邻居或邻国评头论足，但是不要忘记，哲学家爱比克泰德不愧是他生活时代的名副其实的代表，恰如朝廷中的势利小人埃罗菲罗迪特也具有他的代表性一样。2000年前人们追求尽善尽美之生活的欲望与如今的人们同样强烈。

当然，那时的尽善尽美与今天的尽善尽美在概念上大不相同。这一点毫无疑问。那时的尽善尽美本质上属于一个被欧化了的产物，与东方社会毫无关系。但是，那些建立了自己的理解，并将其作为生活中最崇高追求的所谓“原始人”，毕竟是我们的祖先，正是他们慢慢地发展了一种生活的哲理（如果我们都对此予以认可，倒是极为成功的），并广为人们所接受。这种哲理即纯正的良知，简朴的衣食，加上健康的身体和适足的收入，是普遍幸福和满足的最好保证。灵魂的归宿并未能引起那些“原始人”极大的关注。他们仅仅把自己视为一种特殊的哺乳动物，靠知识高踞于在地球上爬行的其他生灵之上。他们常常提起神灵，但这些字眼犹如我们如今经常使用“原子”“电子”“以太”一类的词汇。在他们眼中，万物的起源总要有个名称，因此在爱比克泰德说到宙斯时，不过是个尚未得出答案的难题的未知数，这种情景好比是欧几里得在解题时所用到的X和Y，含义可以庞大无比，也可以不足挂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