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古希腊人（第6/9页）

那时人们最感兴趣的首先是生活，其次才是艺术。

所以，他们研究包罗万象的生活，并沿用苏格拉底创立并加以普及的理性分析法，从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有时他们由于寻求完美精神世界的热情而走到了荒唐的极端，这是令人遗憾的。不过话说回来，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柏拉图是古代众多导师中唯一一个出于对完美精神世界的热爱而鼓吹不宽容的人。

众所周知，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得意门生，也是苏格拉底言论的记载者。他收集了苏格拉底说过或想过的一切，汇编成一系列的对话录，堪称《苏格拉底福音书》。柏拉图完成这项工作后，又着手对苏格拉底思想中的晦涩难解之处加以阐释，撰写了一系列文采横溢的著述。最后他开展了许多讲座，使雅典人公平和正义的理念享誉四海。

在这一切活动中，柏拉图所表现的全力以赴的无私奉献精神简直可以和圣徒保罗媲美。不过，圣徒保罗的一生极为惊险，他始终东奔西走，把上帝的福音传播到地中海的每个角落，而柏拉图却从未离开过他那舒适花园的座椅一步，只是让世界各地的人来拜见求教于他。

他之所以能如此行事，是因为他拥有优越的出身和足以自立的财产。

首先，他是雅典市民，从他母亲的血统可以追溯到索伦(25)。

其次，他刚一到法定年龄，就继承了一笔财产。这笔财产足以维持富裕生活。

再次，他具有卓越的口才，以至任何获准聆听他在柏拉图的大学里授课的人，哪怕只是听过很少几次课的人，都会心甘情愿地来到爱琴海。

至于其他方面，柏拉图与当时许多青年人相似。他曾在军队里当过兵，但对军事并无多大兴趣。他也参加过户外运动，是摔跤和赛跑的能手，却从未得到过什么荣誉。他和当时的青年人一样，也把很多时间花在国外旅行上。就像他那大名鼎鼎的外祖父索伦一样，他曾驶过爱琴海，在埃及北部有过短期停留，不过，他返回家乡后就再也没有外出。他一直在雅典郊外赛菲萨斯河畔一座令人心旷神怡的花园的浓荫角落，传授教义长达50年。

学院

柏拉图起初是个数学家，后来渐渐转向了政治学。在这个领域里，他奠定了现代政治机构的理论基础。他内心是个坚定的乐观主义者，相信人类正在持续不断的稳定进化。他认为，人的生命从低级向高级缓慢提升，世界从美好的个体发展到美好的制度，再从美好的制度中发展出美好的理念。

柏拉图的这种思想写在羊皮纸上倒是蛮有吸引力，可是当他试图把这种思想转化成具体原则、为他理想中的共和国提供理论基础时，他追求公正和正义的热情就变得非常高涨，以至于无法容忍其他人的思虑。他主张的共和国一直被那些空谈的乌托邦建设者们视为人类完美的终极境界。这个奇特的共和国组织不论是在过去还是从现在来看，都孕育着许多偏见——一些退伍上校们独有的偏见，这些人始终享受着充裕的私人收入带来的舒适生活，喜爱到彬彬有礼的圈子里走动，并极端鄙视下层阶级，以此来显示自己的“地位”，妄想在只有“上流社会”才有的那些特权中分上一块“蛋糕”。

不幸的是，柏拉图的著作在西欧中世纪学者中颇受推崇。在这些学者手里，闻名遐迩的共和国变成了向宽容精神挑战的可怕武器。

这些才识渊博的学者有意忽视：柏拉图得出结论的背景与他们生活的12世纪和13世纪的情况不能同日而语。

比如，按照基督教的观点，柏拉图根本不是一个虔诚的信徒。他对祖先们敬仰的神灵极为轻蔑，将其视为来自遥远的马其顿的乡巴佬，俗不可耐。他曾经为特洛伊战争纪年表中涉及的有关神灵的丑恶行径倍感羞愧。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年复一年地坐在他的小林园里，对他祖国各个城邦之间愚蠢的争吵也越来越愤怒了。他目睹了旧民主理想的彻底失败，愈发坚信，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某种形式的宗教是不可缺少的，不然他想象中的共和国就会立即陷入一种失控的混乱状态。所以，他力主模范社会的立法结构应该制订出限制所有居民行动的明确规章，无论是自由人还是奴隶，都无一例外地必须遵守，违反者则判处死刑、监禁或流放。这一主张看起来与苏格拉底在不久前曾为之英勇奋斗的宽容精神和宗教信仰自由格格不入，但这确实是柏拉图理论的本意。

态度上发生这一转变的原因并不难寻找。苏格拉底扎根于群众之中，而柏拉图却惧怕生活。他为了逃避丑陋不快的世界，躲到了自己幻想的王国中。他当然知道自己的梦想绝无丝毫可以实现的机会。各自为政的城邦并存的时代，不论是想象中的还是实际存在的，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集权统治的时代已经开始，不久，整个希腊半岛就要归并进广阔的马其顿帝国，这个帝国从马里查河畔一直延伸到印度河畔。

但是在这座古老的希腊半岛上难以驾驭的各个民主城邦尚未落入征服者的魔掌之前，那里却出现了一位力压群雄的最伟大的思想家，他使整个世界都受惠于如今已经绝灭的古希腊民族。

亚里士多德

我指的当然是亚里士多德，一个来自斯塔吉拉的神童。他在那个时代就已经通晓了许多尚不为人知的知识，为人们的知识宝库增添了丰富的宝藏。他的著作成为智慧的温泉，在他以后，亚欧两洲约50代人都无需绞尽脑汁，便可以从中汲取丰盛的精神食粮。

在18岁那年，亚里士多德离开了马其顿的家乡，前往雅典，在大学里聆听柏拉图的讲课。毕业后，他在许多地方讲学授课，直到公元前336年返回雅典，在阿波罗神庙附近的一座花园里开办了自己的学堂。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亚里士多德哲学授课学园，它很快就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

奇怪的是，雅典人并不愿意在自己的城堡里增建一些学园。该城邦渐渐丧失了传统的商业上的重要地位。精力旺盛的市民都移迁到亚历山大港、马赛以及南方和西方的其他城市。剩下没有出走的都是些穷人或懒惰成性的人。他们是老一辈自由民中最墨守成规的不良残余。这些人曾经为苦难深重的共和国增过辉添过彩，也导致了它的毁灭。他们对柏拉图学园里发生的一切没有什么好感。在柏拉图去世的十多年以后，其最著名的门生——亚里士多德竟然重返故土，继续讲授那些仍然不为大众普遍接受的关于世界起源和神灵有限能力的教义。对此，老守旧派的人便摇起头来，并低声咒骂这个人把他们的城邦变成了自由思想和不拘信仰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