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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行车时间表在很大程度上由我们对食物的需要决定，或者应该说是我对食物的需要，因为仁波切吃得很少。他甚至能令人钦佩地做到，把好时之吻放在膝上超过一个小时，而没有伸手去拿第二颗。这时已是下午3点左右，尽管吃了三大块黑巧克力，我还是需要那个众所周知的国际惯例——午餐。这个预期既让我兴奋，又让我担忧。根据地图，最近一个像样的城市是阿尔图纳，并不以美食著称，但连那儿都离州际公路太远，没有理由绕路去一趟。我们饿不着的，我知道。时不时地，我们看到宣传下一个出口可供选择的食物广告牌，但这些选择是盐、脂肪、糖和化学品的蓄意谋杀。我对食物很讲究，这是真的。这毕竟是我的职业，我在斯坦利伯恩工作的这么些年，很幸运地接触到世界上最好的一些大厨，还有一座小型图书馆，有关于种植、准备和享用美食的迷人图书。我猜，我对吃的东西讲究，这很自然，就像服装店的销售员对领带和裙子吹毛求疵，或者机修工挑剔他自己开的车的构造。我挑剔的另一个方面源于，我是吃水煮土豆配牛肉、德国酸菜和熏制过度的猪肉长大的，在那样的环境里，如果你妈妈在苹果派里多放了一盎司的柠檬皮，今后十年的志愿消防部门附属会的午餐恐怕都没她的份了。我们有一次去俾斯麦的一家中餐厅，父母点了……漢堡包包。所以，离开北达科他州，对我意味着打开了一道通往看似无穷无尽的体验美食世界的大门。

为了平衡对饮食的热爱，我每周运动数次，和吉妮在周日早晨走两英里的环路，去离我上班几个街区的健身房里的椭圆训练机上消磨半个小时。不过在路上，没有太多机会锻炼。也没有工作上或家里的杂事来干扰，心思总无法远离餐桌。你打开车窗一秒钟，饥饿感就蜂拥而入，就算不是饥饿感，至少也勾起了食欲。

但我担忧的是那里的选择，阿尔图纳以南，荒郊野岭以北。油炸过头的便宜漢堡包和碳酸糖水，一条枯萎的生菜就是名义上的纤维。不，不。我可不吃。这也不是我想让仁波切尝试的美式料理。

在收费站，我问起附近好餐厅的选择——不要连锁店或快餐店，拜托。那个女人斜着眼看我，就好像我是个异教徒，然后带着几丝勉强，给我们指了附近一家牛排馆。但我从一开始就有所怀疑。我察觉到那个地方是她朋友开的，要不就是她丈夫的表弟开的，她可能会拿回扣。我们毫不费劲地找到了牛排馆，走了进去。大厅公告牌上贴的菜单毫无新意，跟牙医候诊室里低劣的水彩画一样。我赶紧趁老板娘凑上来之前领着仁波切出去了。完全可以理解，他困惑不已。“不行，”我在停车场对他说，“我之后会解释。我们只要飙车到最近的小镇，看能不能凑合到更有趣一点的东西。”

根据我的地图，最近的小镇是宾州的贝德福德。我们沿着两车道的高速公路南行，很快找到了它。我们进入小镇时，左边立着一栋很大的军队征兵中心。右边，在一栋看似是于世纪之交建造的写字楼的窗户上，用巨大的大写字母拼出了“耶稣是神”的字样，5英尺高的海报上有个长胡子的白人，但据我的理解，那个人以前是长胡子的棕色人种。现在我几乎同时看到这些东西——征兵中心和窗户大小的字母，我并无意暗指贝德福德有人想让我做这样的联想，但我确实把耶稣和军队联系起来了。在我开车带我的新朋友穿越的这一片美国，就是有这种关联。这让我不安。我说过，我自认为是基督徒，这意味着我把耶稣当做如何在世间行事的榜样。我的父亲和两个叔叔都是被授过勋的朝鲜战争老兵，有个表哥在越南失去了一条腿，所以我对军人和军属有相当程度的感激和敬意。但那些年里，我的美国悄然变化，一些坏的思潮兴起，连我这样走中间路线的人都无法安心接受。或许我在斯坦利伯恩的同事们对忽视宗教或者轻蔑宗教感到内疚。但有另一部分的美国人在利用它——借由我不能完全理解的方法——作为一种激进种族中心主义的跳板，就好像上帝显然存在，而且上帝显然是耶稣。只有耶稣，在宇宙里的几百万个国家中，他显然最爱美利坚合众国，因此我们采取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必须有耶稣的庇佑。这种说法我咽不下去，而且变得非常敏感，所以在驶进贝德福德时，它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徘徊。

我们停到旅游咨询处门前的路边。里面有一张海报，宣传一个男人的讲座，他的生命在他发现漂浮术之后彻底改变了，所以贝德福德的层次显然比我一开始设想的更高。我想吃上像样一餐的希望为之一振。负责游客咨询处的两个人极其友好。女人从柜台后面出来，听了我对连锁餐厅和健康食物的碎碎念之后，对仁波切笑了一下，他正平静地站在一边，像个尴尬的木偶，她给我们指了一个名叫“绿色收获”的地方，只有几个街区远。

天很热。熬到那么晚，我已经饿极了，厌倦了开车以及在我思想的车轮里转的关于战争与爱的大问题。

“绿色收获”是个大发现。墙上是精彩的原版油画，通风、明媚的气氛，帘幕挡住了小虫，也让那个下午宾州那一片仅有的一点凉风吹得进来。柜台后面，一个年轻女子在管事，结果那天竟是她第一天上班。有个年长一点的女人给她撑腰，那个女人似乎是老板。冰咖啡？有！鹰嘴豆拼盘？也有！鹰嘴豆拼盘加橄榄酱，某种奶油乾酪的菠萝调料，极好的新鲜沙拉，甚至还有全麦皮塔饼！了不起的惊喜啊！大发现！仁波切和我坐在涂了厚厚清漆的桌旁，年轻女子给我们端上完全相同的食物，一切如意。

一切如意，直到，仁波切从他衣服的神秘夹层里（他有两套红袍，我后来才获悉；他每隔一天在洗手池或浴缸里洗掉一件，把它挂在房间里晾干），抽出了一张白纸。我们此刻已经吃完了鹰嘴豆泥，正在品味上好浓咖啡的最后几口，他掏出那张打印纸，是折成四分之一大小的，不加多说地递给对面的我。

“这是什么？”

他耸耸肩，害羞地笑了。我以为可能是他前一晚勉强写出来的一首诗，感谢我答应带他西行的慷慨，或者是感谢我帮助他努力掌握英语。或者可能是写给我的书法作品，让我回到家裱起来挂到墙上。在我展开它的同时，想到了另一种可能性：或许是某种吠檀多学派或卡巴拉犹太教的祷词，他要我背熟。又要劝人改教了。

但是，不是的，比那还糟，是我妹妹西西莉亚的一封信，用她那台好利牌老电动打字机仔细打出来的。我留存了下来，所以能引用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