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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旅馆，仁波切宣布，他不要立刻上路，需要做两个小时的冥想。显然，这是个特别的日子，是他所传承的某位大师的转世纪念日，摩诃-巴巴-某某-吉还是什么的，名字被我忘了。他一只手放在我的手臂上，脸上挂着超大的、乐不可支的笑容告诉我这个消息，在传递完这条喜讯之后，他问我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坐”。他说，他已经在房间里设好一小块清静之地，有枕头可以坐，甚至还有足够的枕头给我用，因为这是多么好的一间酒店，是他住过最好的，有许多枕头，还有好大一间干净得一尘不染的淋浴房。

“我就算了。”我说。

“算什么？”

“这次我就不做了。”

“我可以给你展示我们谈到的巨大快乐。你自己眼见为实。”

“谢了，不用。等你准备好了就敲我的门。两个小时，对吧？”

他竖起两根粗手指，微微一笑，点点头，但他当时看我的方式已经不同。我最多也只能这么描述，他的眼里有一定的权威，与真诚的喜爱完美融合在一起。直到旅途的那一刻——哪怕就在半个小时之前——我还能轻易地把他划为一个傻瓜，一个小丑，一个傻笑的人，但现在，就好像他拨动了内在的一个转盘——只是些微转动——可笑的层面就魔法般地挥发了。他仍在傻笑，活动面部肌肉，像健美爱好者活动三头肌一样，他的举止仍时常像个九岁的男孩。但我开始把那想成是他的表演，我开始，仅仅是开始，察觉到表演之下的什么，某种力量，某种掩饰下的尊贵，是旅程的头两天里我没有意识到的。

但我还是听不得什么纪念日、传承、两小时的冥想。我还是不能像他表现的那样，确信他那个版本的天堂和地狱；我还是不受诱惑，拒绝去“坐”。不，我非但不坐，还要斜靠着。我靠在白色的柳条床上，电视开着，电子钟一目了然，旅馆的两个好枕头塞在头后面。我用那种冥想的姿势度过两个小时，研究美国的晨间电视节目。

上帝拯救我们。上帝帮助我们。如果真有上帝的话，如果他，真的在留意我们如何过活的话（我被抚养长大的过程中，一直那样相信，在某种程度上依然相信），那么他——或者她、它——会怎么想这些电视节目上呈现的现代生活呢？三个人坐在一张沙发上，主持人在他们的前面，撺掇他们。这几个人从左到右依次是：丈夫为了保姆跟她离婚的妻子，丈夫，保姆。对话包含这样的内容：“呃，如果你知道怎么对待一个男人，而不要一天到晚像个泼妇一样，或许他还会留下！”观众在欢呼起哄，像斗兽场里的罗马人，听到最肮脏的字眼时掌声雷动，主持人给他的三人组施压，煽动他们，最终，在荒谬的恶意高潮，保姆和妻子伸手越过丈夫，互相扇拍起来。丈夫试图阻止她们打架，然后落荒而逃；女人们获得五到十秒钟激烈的武斗时间，直到保安冲进来拉开她们。这一切都有种伪造的真实感，就好像绝对是真的，也可能就是。或许真有人太渴望上电视——现代的神坛——以至于他们愿意把家丑拿到别人面前炫耀，也有人渴望成为狗血剧情的一部分，坐在观众群里欢呼大叫。这都是为了其他勤勉的美国人着想，他们在工作日的早晨除了坐着看电视，没有更宏大的目标。最终受益的是公司的股东，做家具抛光油的，卖纸尿裤、洗衣皂的，或者卖药的，让你睡得更好、能量更充沛、更少焦虑，以及掏钱让整个俗丽彩球继续转动的人：新的节目被开发出来，新的主持人被发掘受训，新的嘉宾——悲惨、绝望，相当漂亮——从这片伟大土地的各个角落被挖出来。

行，随便他们消磨时间，我才不在乎，只不过电视就像一个国家的晴雨表，我热爱这个国家，为它担忧。我躺在那里，回忆起父母带我们去参加北达科他州一个印第安保留地的太阳节。那个地方叫联合部落，我想，在新市镇。等我们看完唱歌跳舞，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我爸爸发表了一番评论，说自从印第安部落统治这片土地到今天，我们进步了太多。现在有农场了，他说，以前只有水牛。农场里有电话和电视、拖拉机、飞机、药品……而在过去，什么都没有。你从早干到晚，打猎、捕鱼、缝纫、做饭，一年唱几次歌，跳几次舞，打打仗，再讲和。“看看我们现在，”他说着把手挥到挡风玻璃旁，指向一片连绵的中央腹地，“看看这一切。”

“看看我们现在。”我对电视说。但我用了生命中的两个小时来看它。

两小时零五分过去了，仁波切敲门。我有点想邀他跟我一起看下一个节目，但退房时间到了，我们那一天还有很远的路要赶。于是我起来，关上电视机，感觉异常空虚，没有能量，没有动力，没有希望。我环视房间，确保没有落下东西。T恤、一双袜子、老花镜……还有向仁波切尽可能展示我所深爱的美国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