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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早晨，仁波切和我静静地吃完一顿没有惊喜的早餐后，我们决定去村里散个步，作为漫长的一天驾驶前的准备。

夏格林瀑布镇是个精巧的小地方，服装店的橱窗里有可爱的连衣裙，保养精致的少妇早晨在咖啡店里闲坐，賓士、沃尔沃或宝马停在路边，亮出一块“野生动物保护”的牌照。有一间美邦银行的办公室。一家本地剧团在宣传他们下一部作品。交织字母印花的奢侈品牌店9。

这是一种特定的地方，一块典型的美国拼图，社会经济阶梯上一个特定的梯级。这一切对我来说很熟悉，当然，它是布朗士区的俄亥俄表亲。我好奇父母在来探亲时怎么想我的生活：草坪被别人修得整整齐齐，昂贵且可能过大的房子，有高价商店的市中心，衣着讲究的邻居在清理他们家纯种贵宾犬的排泄物。我猜，生在这种舒适的生活里要比爬上来容易。而且很容易根据表面来判断一个人，汽车的牌子，他们居住片区的商店类型。

有条河流经夏格林瀑布镇，瀑布就在离咖啡店不远的桥下。桥的对面，小镇修了一条木头阶梯，之字形通到下方陡峭的河岸，最后来到一处平台，人可以近距离观看瀑布。仁波切和我走下去，站着观看棕色的河流，它倾泻而下落在石头上，水花溅入空中，湍急打旋的水流带着某种强力的必然性，某种向下的拉力，或许甚至有某种更伟大的计划。

我们看了一会儿，然后爬回来站在桥上，瀑布的轰鸣就在眼前，我身后是夏格林瀑布镇不成气候的交通嗡鸣声。“早餐时，你没有问我你的问题。”他说。

“我也没有回答你昨晚提出的问题。”

“不是在测验。”他说。

“我知道。但我猜，在智力上是个挑战。”

他收缩一下脸上引人瞩目的肌肉，没有看我。我的感觉是，他没有注意到这个镇“很上档次”，也不关心，他根本不会被这种东西烦心，就像前一晚在阿尔贝里尼，他似乎没有注意到女招待的胸部一样。或许他只是在美国待得不够久，还读不懂密码，不理解賓士比雪佛兰多了什么，不知道什么样的人会走进美邦银行的办公室大门，什么样的人不会，不会根据一个女人的婚戒、钱包价格、车牌照或保险杠贴纸，或者她选择阅读的报纸来判断这个人。一旦你对这种东西有意识，不管它们向你发出的是积极还是消极的信号，你还怎么能把它们从思维中抹除，不带标签与褒贬地看到世界的原样呢？

“我想做两件事，”我说，声音压过瀑布水花的喧闹，“我想尝试回答你昨晚问我的问题，还想提一个好像与它相关的问题。”

“好，”他说，“行啊。”

“关于一个人为什么做好事而不做坏事，我猜部分原因是，这一定跟想被人喜爱有关，被周围的人肯定。我们都渴望社会的认可，不是吗？所以我认为，我们大多数人都那样行事会让生活容易一些。而且或许还有一种天生的良知在起作用——至少在好人的心里。甚至坏人也有好的时候，或许有某种与生俱来的是非观，敦促他们向善向真、非暴力，至少大多数时候是这样。真奇怪，人性竟然这么宽广——从希特勒到甘地——但我想，某种程度上，你在自然里也能找到那种宽广，在极端天气条件下，在同种动物的大小和外形上。甚至有的狗看起来都比其他狗友善得多。”

“是的，是的。”仁波切说，但他没在看我，也似乎对我说的话不怎么感兴趣。我仔细想过后，才构想出这个我觉得逻辑清晰的回答，但我严密的理论似乎丝毫没有引起他的注意。我就像在背一张化学元素表，或者在描述桥梁的法则。

“我猜我追求的东西，在我昨晚问题里提到的那些，是非常私人的。我有极好的生活，很棒的生活。我努力工作来达到那种成功，吉妮也是，但是，我们依然非常幸运。我的意思是，我们真的什么都有。我们也有自己的问题：吉妮的父母在她年轻的时候就离婚了。她的妈妈是个酒鬼，对她恶言相向，对我也不太好。我得过一种可怕的怪病，持续了六七年——失眠症，整天奇怪地疼，不能吃太多东西。没有医生能查明病因。但和世界上几乎每个人相比，我们都非常、非常幸运了，我们知道，也感激不尽，我们努力当好父母、社区的好公民。或许你认为我对我妹妹不够好，但我们一直邀请她过来，在经济上帮助她。我试图对她的怪习惯和疯癫保持耐心……总之，重点是，在我看来，我们已经按照应有生活的方式生活了，当我听到你的演讲，听起来就像你在质疑它，在说我们必须做到更好。一来，这很冒犯，尤其在宗教领域，至少在这个社会里，它是非常私人的事情。二来，我们为什么要改变似乎已经接近完美的东西呢？”

仁波切沉默。

我也沉默。至少有整整一分钟。我没料到会给出这么长的回答，会问出这么长的问题，还有，随着他的沉默拉长，开始显得他在挑衅我。

“你见过人死吗？”他最后问道。

“我的父母最近死了。一个叔叔，三个阿姨，两个高中的朋友，一个大学的朋友。还有打理我们家草坪（曾打理）的那个人。”

他转头看我：“你看着他们死的？”

“死的那一刻，没有看到。不过我感到同样强烈的失落，尤其是我父母的死。”

“我看过很多人死。”他说。

“在战俘营里？”

他摇摇头。“那里只有两次。在其他地方。我们在欧洲有个静修中心，主要的修行就是照顾那些垂死的人。”

“那我倒不知道。那是很细致的工作。”

“有些人死得平静，有些人没那么平静。为什么会那样？”

“赶巧呗。不同的性格类型，不同程度的疼痛。有些人平静地开车，平静地吃饭，对孩子也心平气和。其他人不是。”

“是的，是的，但这是死亡。这是失去一切——身体、家庭、房子、工作、汽车、食物，所有的愉悦，所有一切。他们怎么能在那个时刻保持平静？”

“在这个社会里，我们不花大量时间来细想这个，”我说，语气故作轻松，“我们是商业民族，一个活跃、勤勉的民族。我们相信生活是为了享受。我们知道自己会死，但细想那种事似乎太消极了，我代表我认识的大多数美国人说这话。”

“啊。那代表你自己呢？”

“一样。”

“啊。”

“你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个人，可以用一个‘啊’就让人感觉到被评判。”

他笑了，把手放在我的背上，轻拍了三次。“我的朋友，”他说，“我的好朋友……勤勉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