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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抵达2000英亩的林林农场，你从俾斯麦走I-94号西向公路，横跨99英里广阔肥沃的乡间，穿过小城迪金森。从迪金森出来，你走22号州道南下，然后拐上一条碎石路。碎石路通往一个T字路口，你转左上另一条碎石路，再开几英里后右转，这条更小的路——其实是我们家的车道——在稍微倾斜的麦田间延伸近半英里，横渡一条小溪（西西和我总是叫它“蛇河”，但它有另外一个名字），把你带到一栋白色隔板的农舍前，后有外屋，周围是老杨木。

其实，这片房产和北达科他州中西部的几百片其他房产没有什么区别。那里的农场平均都有2000英亩。我父母种的东西和其他人也一样：大豆、小麦和向日葵，一点玉米、大麦，或者油菜。后门外面是5平方米的菜地。有两座谷仓、三个镀锌钢的高脚储粮箱。要想领略这处地方，你得下车，在田里散步，比如说在刚收完小麦的时节，麦秆被滚成一人高的草包。你或许会在其中一捆草包下面碰上一条草原响尾蛇（西西和我在一个8月的早晨就碰上过），或许还会看到一两只蹦蹦跳跳的棉尾兔，你可能会吓到山艾丛里和河边草原野玫瑰里的一窝野鸡、鹧鸪或披肩鸡。但最有可能的是，如果静静地站上一会儿，你会有一种天地之间的辽阔感，一种充溢大部分世界的浑厚的、无忧无虑的宏大空无感。

行车时没有什么话。仁波切和我坐在前面。从新泽西开始就是这么坐的。西西莉亚坐在后排座位的中间，似乎对领略乡村景致很满意，五指展开捂在肚子上，可能是某种新的冥想姿势。随着我们靠近父母出车祸的十字路口（没法避开它，除非多兜15英里的路），我能感觉到她的紧张，我也紧张。她往前探身，一只手放在我座椅的顶角，然后搭在我的肩上。经过出事地点时，我放慢车速，但没有停下。“这是我父母丧生的地方。”我告诉仁波切，我能看到他的珠子和嘴唇在动，我希望——当然希望——他描述的那种帮助系统能够延伸到坟墓的那一头，仍能在某个其他维度中，触及罗纳德·林林和玛蒂尔达·林林的所谓“无形部分”，希望他和我们的祈祷能在那里给他们些微安慰。西西莉亚靠回座位里，默默地哭泣了几分钟，然后她停下，再次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很快，我们转上了自家的路，在我父母以前的田地中扬起一缕华丽的烟尘。

那一整个早晨，我都在努力不去想把这片地产拱手让给仁波切这件事。一方面，他要在这里冒这么大的险明显很荒谬，而我妹妹把生活赋予她的唯一保障拱手相让也很荒谬。另一方面，这片土地确实具有一定的灵性，不会有错；或者至少天主教徒认为如此：我们后面没多远处就有一个本笃会的修道院，在理查顿。对我来说，问题归结于此：我的父母会想让我们怎么做？耕作他们的千亩农田，我估计。但那不是一个可行的选项。退而求其次的可能是，把它卖给别的愿意耕作的人，并且确保卖地的收益由林林家的儿孙获得。

“快到了。”西西在后座上说，最后的几百码我是在多数开心的记忆中驶过的。春天里新翻土地的气味，圣诞节坐雪橇，吉妮和我第一次带娜塔莎（之后是安东尼）回来。

我开进没有铺砌的环形车道，关掉发动机，下了车。我妹妹又哭了。我搂了她一会儿，然后转身走上三级木制台阶，穿过前廊，把钥匙塞进门内打开，迎面而来的是炎热、发霉的玄关，客厅和一段楼梯，往上通向我小时候睡觉的地方。记忆如潮涌，吞没了我：所有那些年月，所有的进餐、谈话、争吵和梦。仁波切拉起我妹妹的手——我头一次看到他触碰她——她开始领着他穿过楼下的小房间，告诉他以前它们是做什么用的。我们请人来过，把所有东西装箱，卷起地毯，打包相片和锅碗瓢盆，所以房子给我的感觉是怪异的空旷和沉滞。即便如此，我还是能听到父母亲的声音。母亲周六夜晚弹琴歌唱。父亲站在厨房洗碗池旁，在谈论天气，要么在感谢妻子做的饭，要么在因为他的孩子忘记去谷仓做某件杂务而表达愠怒。很多年来，似乎这里不会有任何改变：更大的局面、宏观的问题都被潜没在职责、情绪和生存俗务的海洋里。

继而，一汪悲伤的思绪击中了我。我踏进后院，漫步经过无人种植的花园，发现自己走在一条通往蛇河的小路上，那里有我所谓的“秘密藏身处”——杨木林里堤岸上的一块平板大石。

那块石头曾是我探索痛苦及生命意义的一处地方。十几岁的时候，我有时在这里恨我的父母，恨我妹妹，也恨我自己。开心的日子里，我在漫长夏夜把心爱的书带来这里读，把我第一个女朋友的拍立得照片拿来偷偷地看，还有一天放学后，在这里看我在邮筒里发现的那封来自北达科他大学的厚信。

这里一直是我踏出日常营役、获得更明朗视野的地方，现在我又一次这样做。我的生命核心是吉妮和孩子们，我知道。我一开始想，没有什么可以改变那个。然后，我意识到，当然，有东西能改变它：我们的家庭之爱无法抵御时间的倾覆。每一次呼吸、每一秒钟，我们都在被改变。青年时期的错觉是，你相信自己永远不会步入中年，而中年时期的错觉让你相信，你多少可以无限期继续下去。是的，孩子们会长大。是的，你会变老，最终死去。但是，说真的，此刻与彼时之间有太多的愉悦要去享受，太多场网球赛，太多顿大餐，太多科德角和滑雪旅馆的度假，在另一阶段的人生最终到来之前，还有非常多的事情可做。

我母亲的母亲，梅，在家里楼上的一间卧室里去世，离我的秘密藏身处只有几百码。我当时是高一的学生，她去世的当晚我坐在客厅里，电视是关上的，膝上放着一本教科书，西西在自己的房间里，父母在楼上的临终病榻前。“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我听到外婆尖叫了六到八次，她的声音里有太多惊讶，太多原始的恐惧。让一个少年听到这样的东西很可怕。然而，与此同时，在我自作聪明、无所不知的16岁心智中，一部分的我几乎想说：“你以为呢，外婆？你以为会被豁免吗？”

坐在焦干河床旁那块石头上的我，想把握住的是一种可靠的方法，由此，一个人可以赖以度过平凡的一生，珍惜平凡的舒适与欢乐，履行平凡的家庭和事业的职责，同时仍能从这里过渡到那个等时候到了、不知何处的地方，并且，过渡得心平气和。在我看来，似乎多年以来我一直想找到那种方法。在我内心被埋葬被掩藏的秘密之地，从梅外婆去世的那一刻起，我就一直想要那种方法。而且我坐在那里，知道如果我有勇气向下探索，穿透我所有的策略、骄傲、小聪明的幽默、忙碌、需求和对消遣以及审判的嗜好、对西西莉亚怪异热情的抵制，如果我来到直觉与理智聚合的地方，一个人在人性上尽可能贴近地看清世界本质的地方，我得对自己承认，沃利亚仁波切知道一个关于平和生死的秘密，而且或许能够把那个秘密传给我。在我们奇怪的旅程中，我瞥过一眼那个真相。我无法再否认它。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我打算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