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道世界观

阳明门下弟子中，有一个名叫萧惠的人喜好佛、道。阳明大概觉得他这样沉溺于佛、道的“异端之说”很危险，希望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他加以警策，便教训他说：

吾亦自幼笃志二氏（仙、释），自谓既有所得，谓儒者为不足学。其后居夷三载，见得圣人之学若是其简易广大，始自叹悔错用了三十年气力。大抵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汝今所学乃其土苴，辄自信自好若此，真鸱鸮窃腐鼠耳！[15]

话虽说得很严厉，但也留下了把柄。不开眼的萧惠便立即抓住这个把柄不放，随即向老师追问佛、道之妙。王阳明似乎很不高兴，他斥责弟子说：“向汝说圣人之学简易广大，汝却不问我悟的，只问我悔的！”[16]在老师的断喝下，萧惠感到惭愧而惶恐，便改口向老师请教圣人之学。可王阳明早已没有了兴致，余怒未息，道：“已与汝一句道尽，汝尚自不会。”[17]

在这段公案中，阳明的夫子自道，至少向我们透露出以下两个信息：第一，他本人曾陷溺于佛、道中，下了三十年的功夫；第二，他认为二氏之学，自有其神妙，且与圣人之学（儒学）只有毫厘之差。至于说二氏之学妙在何处，阳明没有向萧惠说明，但在《传习录》的师徒问答中，曾反复涉及。比如，阳明认为，在对酒色财气以及耳目声色之害的拒绝和批判方面，仙、释与儒者的立意大致相仿。释氏“于世间一切情欲之私都不染着”的色空观，对于明代社会日趋功利化的现实而言，无疑是当头棒喝。阳明对此抱有同情与好感，自无需多言。释氏务养心，儒者亦须涵养其心志，但两者之间却有“毫厘之差”：

吾儒养心，未尝离却事物，只顺其天则自然，就是功夫。释氏却要尽绝事物，把心看做幻相，渐入虚寂去了，与世间若无些子交涉，所以不可治天下。[18]

在阳明看来，就《大学》章句中的“明明德”而言，佛、老与儒者之旨本同。而儒者在“明明德”的同时，更需“亲民”。仙、释二氏，外异人伦，入于虚寂，为儒者所不取。阳明或许还认为，圣人之学那种至易至简、至广至大的圆融境界，要比仙、释更为高妙。他在比较佛儒之别时，曾有“佛氏不着相，其实着了相；吾儒着相，其实不着相”之论，并接下来解释说：

佛怕父子累，却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却逃了君臣；怕夫妇累，却逃了夫妇：都是为个君臣、父子、夫妇着了相，便须逃避。如吾儒有个父子，还他以仁；有个君臣，还他以义；有个夫妇，还他以别：何曾着父子、君臣、夫妇的相？[19]

概而言之，阳明学或“良知”之教，发端于儒学内部。阳明本人主观上亦始终持儒学的基本立场，这本身并没有问题。但阳明心学既然要重新确立“心”的地位，致力于人的生命意识和主体意识的觉醒，并试图重构主体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这样一来，它与佛、道（尤其是佛教）的世界观便形成了重叠和复杂的纠缠。也就是说，阳明学本身即隐伏着仙、释二氏的“幽灵”或“结胎”。更何况阳明本人醉心于佛、道三十余年，多年熏染习得，若推究其“顿悟”式的悟道经历、其论道与传教的方式、其认识论与方法论，仙、释二氏的魅影亦在背后若隐若现。《传习录》的话语方式，实际上也受到佛教经典文本的影响。比如说“心即理也”“心外无理”“心外无物”这样的语录，与达摩《血脉论》中“心外无佛，佛外无心” “心即是佛，佛即是心”一类的表述，涵义和句式都极为相似。

如果说阳明还试图恪守儒家的基本教义与立场，佛儒之间的界限还能勉强维持的话，到了他的门人即再传弟子那里，这种界限便很快瓦解并化迹于无形了。其大弟子王龙溪公然将“良知”之说置于儒道释三教之宗的位置，并声称：“学老佛者，苟能以复性为宗，不沦于幻妄，是即道释之儒也。为吾儒者，自私用智，不能普物而明宗，则亦儒之异端而已。”[20]似乎在一味地模糊儒与佛、道的区分。耿定向也说，能出世的人，亦能经世，释氏广大慈悲之教，对国家亦有导俗善世之用。[21]而杨复所则干脆认为，释、道二氏与儒学“教异道同”，儒者亦可学之。[22]而焦竑则对阳明所谓佛、道“弃人伦、遗物理”的论断提出质疑，认为佛氏也有三千威仪、八万细行，既没有抛却物理，也没有夷灭人伦，并进而推断，王阳明正是得到了“直指人心”的佛学之助，推至儒学，才有“良知”之说。阳明之悟道，实由读佛书而来。[23]

如果说王龙溪、耿定向、杨复所诸人，还只是在理论上来探讨仙、释二氏与儒学的“教异道同”，并力图打通三者之间的阻隔，阐明仙、释二氏导俗善世的效用，那么赵大洲、李贽与邓豁渠等人则由儒入佛，以佛证儒，并将佛教信仰直接付诸实践。赵大洲在母亲去世后，兼修出世之业，习静于古刹之中，衣不解带者数年，并于晚年致仕之后专注于将儒与佛、经世与出世熔于一炉的《二通》之写作。[24]李贽则于晚年落发，居于麻城龙潭湖上，与僧人聚会并访游四方。至于“狂禅”的代表人物之一邓豁渠，虽推崇阳明为“孔子之后，一人而已”，但同时也认为王阳明的良知之说了不得生死，遂慨然落发，号为太湖，从此开始了苦行僧般的“云水瓢笠”访师求法的历程。他在游历了大半个中国之后，病殁于河北涿州的荒山野寺之中。[25]

在儒家学者试图打通儒佛界限，研修佛学并以佛证儒的同时，佛门中的高僧大德亦开始兼修儒学，以儒证佛。有“万历三大僧”之称的紫柏真可、憨山德清和云栖祩宏可以视为这方面典型的代表。紫柏真可与憨山德清在弘扬佛法的过程中，也在相当程度上介入到社会现实政治的批判之中，并与朝廷和官府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德清不仅精研儒学，而且对老庄也有很深的研究，他的《庄子内篇注》堪称佛家庄子研究的代表作。另外，与《金瓶梅》的作者处于同一时代的道人陆西星，则是由文儒而入仙释，并提出著名的“三教一致”论，将丹法修行与“性命双修”联系在一起，了性了命，无为而有为，出世与入世之间的关系是他所关注的中心议题之一。

应当说，儒道释三教之间的互相渗透和彼此影响，实际上早在唐宋就开始了，我们也不难从程朱理学的思想表述中发现佛学的因素。到了明代中期，三教合流的趋势已日益显现。《西游记》对此也有一定程度的反映。但三教合流与佛儒互证成为思想界的流行观念，并形成全国范围内的思想论争，阳明学都是其重要的枢纽。因此也可以说，三教合流、三教一致论的大范围流行，是晚明思想潮流的主要特征之一。问世于万历年间的《性命双修万神圭旨》是这样来描述三教合流的旨归的：